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为您奉上详解，请参考：　　以前的人读宋史，尤其是北宋历史，总有“宋鼻涕”之说，仔细嚼来，颇耐人寻味。北宋历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叫做“君明臣良而国弱”。你看，北宋自太祖、太宗开国定制后，中间历经真宗、仁宗、神宗等，直至徽宗以前，没有一个昏君，哪一个皇帝都是聪颖绝慧，勤于政事。按理说，北宋君明臣良，应该使国家充满活力，走向富强，却为什么事与愿违，导致“国弱”了呢？究其原因，实与当时的具体国情有关。北宋自太祖建国，到了仁宗时代，官僚机构大，吃皇粮的人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越来越往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国家好比是一驾马车，君主好比是车夫，臣子好比是拉车的马。耐人寻味的是，北宋臣子坐车的积极性远远高于拉车的积极性，虽然其中也涌现一些肯拉车的贤良臣子，车夫的赶车技术挺不错，也很希望车子跑得更快些，很遗憾，属于良马拉破车———车太破了，国家体制出了毛病，以致越来越多的马都挤到了车上，变了清一色的“乘车族”。其间纵有车夫扬鞭催进，怎禁拉车良马不堪重负，即便累死，也前进不了多远。有鉴于此，北宋自仁宗以来，一直致力于“修车减员”事业，尤其是到了宋神宗年代，皇帝为了支持王安石变法，更是倾注了全部力量。当时朝廷之中，不管是谁，凡是阻碍改革变法的，通通拿掉，即使像韩琦、富弼、司马光这样的贵重名臣，也不例外，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不能说不强。但社会之弊积重难返，大伙都愿坐车，使得改革阻力重重，难以推广。王安石变法图强的主张，得不到权贵阶层的理解，因为这，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亲朋好友，包括当年引荐过他、把他带入政坛的文学领袖欧阳修。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臣中，如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他们的治政能力、文化修养和个人品德，勿庸置疑，在历史上都是属一数二的。然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上层集团，实在是太吝啬了，舍不得牺牲一点既得特权，哪怕稍微让利一些给下层，以维持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他们的这种吝啬，使得当时世上贫者愈贫，社会的畸型倾斜愈演愈烈，失去控制，从而导致国家负担沉重，活力衰竭，民不堪苦，政亡人息。北宋这台破车，王安石试图通过修修补补，裁减乘客，使它能够继续使用，而众多上层权贵都不愿下车，又为了不出或少出修车费，坚决拒绝修车，使王安石的修车计划几经挫折，终归流产。公元1127年，完颜兀术带着金兵南下，俘获徽、钦二帝，灭掉北宋，等于金兀术抡起大锤，把这台破车击得粉碎。虽然说赶车的和拉车的不再是当年的原班人马，但谁能不说这不是北宋历史的悲剧呢？研究历史，是为了昭示未来。北宋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改革，都要求每一个参与阶层具备相应的承受力，如果只让老百姓做出牺牲，权势阶层的特权一点都不愿触及，那么，这场改革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不管改革者的决心和魄力有多大，最终只能像庄子所说的喝酒一样，一本正经开始，稀里糊涂结束。北宋历史的悲剧，足以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