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为何多见贞洁牌坊
重视妇女的守节，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激发天良”，让汉族男子尽忠清朝皇帝罢了。 “里”的名称，后来往往被“坊”所取代，这个坊其实就是防的意思。春秋战国之后，一个民族能够在一片土地上待上近千年这种事情就很少了，老百姓聚居往往是各种民族成分都有。 特别是每个新王朝的建立，它在规划建设的时候，往往注意把战乱时期融合在一起的各民族居民区分开来，然后用一道道围墙隔离起来，叫做坊墙。一个大城市通常都是由一个又一个彼此隔离的坊组合起来，坊墙中央设有门，就被称之为坊门了。 《魏书·世宗本纪》上面就记载：“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 唐代以后，随着城市文化的...全部
重视妇女的守节，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激发天良”，让汉族男子尽忠清朝皇帝罢了。 “里”的名称，后来往往被“坊”所取代，这个坊其实就是防的意思。春秋战国之后，一个民族能够在一片土地上待上近千年这种事情就很少了，老百姓聚居往往是各种民族成分都有。
特别是每个新王朝的建立，它在规划建设的时候，往往注意把战乱时期融合在一起的各民族居民区分开来，然后用一道道围墙隔离起来，叫做坊墙。一个大城市通常都是由一个又一个彼此隔离的坊组合起来，坊墙中央设有门，就被称之为坊门了。
《魏书·世宗本纪》上面就记载：“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 唐代以后，随着城市文化的高度繁荣，早期统治者对坊的严密控制就不那么厉害了。由于封闭的里坊显然不适合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于是坊墙被取消了，居民可以在路两旁开店了，坊门变成了只有柱子横梁而没有门户的开放性建筑。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路的一大转变。 这些坊大抵在规划之前就取好了名字，这些名字往往又隐含着统治者对民众的期望。比如唐代长安城由街道划分出来的一百零八坊，坊名不是叫做群贤坊就是亲仁坊，这些坊名的匾牌悬挂于坊门上让下面老百姓进进出出的时候都能看见，教化意味之浓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做法很快就形成了中国建筑一个有趣的模式，这就是牌坊。 牌坊作为坊门的演变物，当然也保存了坊门的旌表功能。但是为什么会在明清两代大为盛行呢？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的“旌门法式”一条中就透露了这个秘密：“旌门之式，旧最繁重……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家自建。
”就是说，原来明清两代的旌表，官方是很配合，主要有个名目由头，并且通过审核了，官府会拨给三十两银子，其他的款项再由受旌表之家自行筹措。 单纯从建筑美学来说，中国的牌坊也是大有可观的。今天的建筑学家陶德坚女士就曾在《牌坊——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中写道： 牌坊不仅具有标志和旌表作用，还是构成建筑空间，加强公共建筑群体序列和轴线作用的建筑处理手段，由于牌坊本身能使视线穿透，所以用它来围合的空间较之中国建筑习用的用围墙和建筑来围合的封闭的庭院来得通透、开朗和活泼，所以自从有了牌坊这种建筑类型后，在学宫庙宇等前面，往往都用牌坊来组成一个学前庙前广场。
……牌坊出现以后就使中国的建筑序列增加了可理解性，因为牌坊是可容视线穿透的，将牌坊组合到建筑序列中或建筑序列的端点，均有增强序列效果的作用。例如北京昌平的明长陵有长达七公里的神道，一座六柱五间的巨型石牌坊作为神道的起点，人们在未进入神道之前，就透过牌坊看到了远远的明楼和宝顶，这样长的轴线一下子就被收入眼底，设想如将石牌坊换成一座山门，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效果。
所以明清以来，在陵墓、庙宇、学宫、社坛、苑囿等等公共建筑中，用牌坊来增强空间的艺术效果是很常用的手法，而且保存至今的也最多。 近现代史上，很多人对于中国牌坊文化很不感冒，动辄斥之为封建残余，恨不得拆之而后快。
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可不必，这种建筑的功能其实和现代的纪念碑没有什么两样。 明代的牌坊中，用来表彰女人虽然也不少，但是表彰男人的更多一些。大抵是地方用来鼓舞人才的，其名目以科举（状元、进士……）和高官（尚书、御史……）牌坊为主。
而到了清代了，这种情况简直颠倒过来了。在这里我可以举两个县在明清修建牌坊留存的数字—— 一个是江苏苏州的《吴县（今苏州）志》记载的情况，明时吴县境中共有牌坊123座，其中科举高官的占99座；到了清代，牌坊113座，其中节孝坊有87座。
该书的撰者是很以当地的牌坊之多为荣的：“观坊之多而知风化之美，观巷之多而知民居之密，坊与巷俱以多为贵，而巷多又不如坊多之可贵，所以然者，民欲其庶欲其富又欲其善，国有旌典所以劝善也，建坊以资观感，庶巷处者悉兴于仁也，斯二者亦以资观感岂仅备稽考乎。
”不过据最近的资料，现在苏州的牌坊已经被拆得没剩下几座了。 另一个则是浙江省的镇海县，明时50座牌坊中，高官、科举的占34座；清时49座牌坊中除孝子、乐善好施2座牌坊外，其余47座全被贞女节妇占去了。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清代的常州府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历年考中进士的人很多，地方的崇学之风非常浓郁，因此根据光绪五年（1879年）重修武进《阳湖县志》中附有余文钺绘的武进阳湖县治图，我们可以看到从常州府大门前的“中吴要辅”牌坊起，至天禧桥头的甲戌牌坊止，糖葫芦似的共串了24座牌坊。
这些牌坊表彰的不是科举高中者，便是曾在朝廷出任高官的，至于贞女烈妇们的牌坊，那是一座也挤不进来。 所以我们大可以实事求是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朝的统治者虽然为守节的寡妇竖立起贞节牌坊，但是这些贞节牌坊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来说，都是无法和纪念名人的功德牌坊相提并论的。
从今天所留存下来的明代的贞节牌坊可以看出，它们往往孤独地立于旁角边地，而不像功德牌坊可以当街横跨，牌额有广阔的空间。 大家也许很疑惑，怎么会是这样呢，明代不是道学家理学家最多，封建礼教最吃人，贞洁烈女最多的么？这就要谈到明清两代统治者法统道统合法性的问题了。
明王朝是朱元璋建立的由汉人主导的国家政权，而清王朝则是女真族自满洲入关建立起来的以满人为主导的国家政权。因此，汉人在明王朝为自己的君王尽忠是理所当然的，而相反，在清王朝为君王尽忠从春秋大义上就说不大过去了。
征服一个政权可以依靠武力，至于征服人心那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了。所以原来在明代兴建得很红火的功德牌坊一下子就消停下来。清代的统治者在这点上很是头疼，于是就打起女人的主意了，对女人守贞守节明令旌表的热心程度是明王朝拍马也赶不上的。
我们不妨翻翻《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仅仅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一年之间，被阎崇年老师大大褒扬的一代明君康熙大帝就褒奖了9个贞洁烈女： 二月壬午：旌表江宁烈妇，戴有功妻薛氏，拒奸殒命；烈女，孟行可女闺姐，拒奸自尽，各给银建坊如例。
二月乙未：旌表陕西烈妇吴氏，拒奸殒命，给银建坊如例。 四月庚午：旌表河南烈女，郑维德义女喜孜，拒奸殒命；湖广烈妇，任邦畿妻何氏，拒奸自尽，各给银建坊如例。 五月王子：旌表直隶烈女，张耿女张氏，拒奸自尽；陕西烈妇王氏，拒奸殒命，各给银建坊如例。
十一月乙卯：旌表河南烈妇孙氏，拒奸殒命，给银建坊如例。 十二月己已：旌表河南烈妇，张玉生妻程氏，拒奸殒命，给银建坊如例。 “给银建坊”毫不吝啬，国家宣传机构全力配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康熙大帝是一个纯粹的女权主义者么？其实康熙的这一做法是在向那些奉行“汉满不两立”的大明遗民们宣示，满族人虽然相对中原大地是“异族”，虽然是“以夷变夏”，但是对汉文化比原来的明王朝皇帝更重视。
说白了，重视妇女的守节，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激发天良”，让汉族男子尽忠他这个清朝皇帝罢了。 （来源：网络）。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