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是怎么绘制的?(如我国的地图,政区图)
我国具有悠久的制作地图的传统,在西周初期的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里,已有为营建洛邑而绘制的选定城址图(《尚书·洛诰》),为统治者指示“次序祭之”而绘的山川图(《诗·周颂》),记录重大军事行动的《武王成王伐商》,表示王畿以东诸侯疆界的《东国图》(宜侯、簋铭)等等,足证在此以前必曾已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制图技术发展过程。 尽管目前还没有在原始社会遗存里发现过地图实物,也没有在甲骨文卜辞里找到有关记载,但我们不能排除我国在原始社会晚期、奴隶社会早期已有地图的可能性。 《周礼》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等篇所载地图品种极为繁多,有包括当时所知“天下”、“九州”的大面积图,有一遂(1万家...全部
我国具有悠久的制作地图的传统,在西周初期的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里,已有为营建洛邑而绘制的选定城址图(《尚书·洛诰》),为统治者指示“次序祭之”而绘的山川图(《诗·周颂》),记录重大军事行动的《武王成王伐商》,表示王畿以东诸侯疆界的《东国图》(宜侯、簋铭)等等,足证在此以前必曾已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制图技术发展过程。
尽管目前还没有在原始社会遗存里发现过地图实物,也没有在甲骨文卜辞里找到有关记载,但我们不能排除我国在原始社会晚期、奴隶社会早期已有地图的可能性。 《周礼》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等篇所载地图品种极为繁多,有包括当时所知“天下”、“九州”的大面积图,有一遂(1万家)乃至一闾一里(25家)居住区的小地区图;内容则有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地貌,有邦、国、都、鄙、乡、里等政区,有农、林、牧、矿、动植物等物产,有交通路线,或民族分布,有可以据以判决闾里争讼的土地图,有贵族和庶民的墓葬图等等。
《管子·地图篇》所载地图精确度极高,战争时可据以审知道里远近、地形险要,决定行军路线,举措先后。《周礼》、《管子》所说到的地图有一部分可能出于作者想像,未必实有;有一部分当系二书写成时代即战国时代的实况,也是一部分很可能反映了西周、春秋时的情况。
自秦汉至明清,地图的制作随着时代的进程日益普及、发展。单就唐宋时代而言,当时定制,全国各府州每三年或五年都要绘制一次本州地图,和本州的版籍一起上报尚书省。唐、五代、两宋以六百年、三百州,平均每四年一造送计,即有州图共四万五千。
宋咸平后又令诸路十年一上本路图,则两宋又当绘有各路地图数百。尚书省由兵部职方司掌管各地送到的地图,并将各地的图拼合画成一大幅“天下图”,唐五代称为“十道图”,宋改称“九域图”。除统治所及地域内的政区图外,又画有域外的“四夷图”。
域内外合起来画为“华夷图”。除疆域政区图外,又有边防、屯牧、邮驿、河渠水利等特种图。除政府各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所绘制者外,又有学者私人所制作的各种地图,包括有突出成就的裴秀《禹贡地域图》、贾耽《海内华夷图》、朱思本《舆地图》等等。
总之,在这2000多年中曾经制作出来的地图应以万数计,其中有名目见于各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纪、传和唐宋以来类书以及诸家书目、其他记载的,则不下数百种乃至上千种。
中国古代的制图技术非常发达。
有一个叫做裴秀的人,西晋,地理学家、制图理论家 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eus Claudius,约公元90-168)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总结我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即: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条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绘图原则;后三条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
这六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把制图学中的主要问题都接触到了。
这是他对中国地图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至今天地图绘制考虑的主要问题除经纬线和投影外,裴秀几乎都扼要地提到了。
现在利用卫星技术 可以瞬间将将一张卫星图制成高清晰的地图。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