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本质是什么

哲学是智慧的学问，而智慧之树常青。人类的智慧、特别是哲学智慧犹如生生不绝的源头活水，滋润和启迪着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发展。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的体现。学习中国哲学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在树立深厚的历史感的基础上并以全部历史经验为内容的智慧的熏习，哲学的思维与时代精神的脉搏始终保持着同步的跳动。 中国，古人称天下中央之国也。自从盘古开天地，普天之下，共分为九九八十一州，中国居其一，名“赤县神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三皇五帝到如今，由总称为“华”族的诸民族的文化汇聚而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 ...全部

  哲学是智慧的学问，而智慧之树常青。人类的智慧、特别是哲学智慧犹如生生不绝的源头活水，滋润和启迪着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发展。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的体现。学习中国哲学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在树立深厚的历史感的基础上并以全部历史经验为内容的智慧的熏习，哲学的思维与时代精神的脉搏始终保持着同步的跳动。
   中国，古人称天下中央之国也。自从盘古开天地，普天之下，共分为九九八十一州，中国居其一，名“赤县神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三皇五帝到如今，由总称为“华”族的诸民族的文化汇聚而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
  在这条宽广深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辈们创造了多姿多彩、绚丽壮观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文化，这里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是全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终成形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
  故中国文化与一般的人类文化就既有同一的属性，又有明显的差别，在她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 “文化”一词在中文，本是指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意味着人以其所创造的各种器用、制度、语言、行为和观念等非自然的产物来对所谓“天下”、实即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从而使“人”区别于物，并使世界在一定的层次和意义上符合人的目的和需要。
  在此意义上，文化也就是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人化”。 “人化”既然反映的是人的目的和需要，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在文化诸要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哲学的智慧正是从这里开始发源生长。哲学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爱智慧乃是“哲学”的本分，哲学对人的意义，首先就体现在对人们“化成”世界的活动和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给予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它在整个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也就由此而表现了出来。
  那么，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就应当学习中国哲学；而一旦通晓了中国哲学，也就从根本上认识了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智慧是中国哲人在追求真理、也即“闻道”、“求道”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智慧之果，它体现的是精神的自由和自觉。
  哲学智慧与解决日常具体问题的实用型智慧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层次的区别。从“智慧”一词的发端看，孔子讲“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老子言“智慧出，有大伪”，墨子则认为不应当让“不智慧者”来治理国家，他们都没有明确界定“智慧”的内涵，因为模糊性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
  但从总体上看，“智慧”的运用既涉及到人应对实际问题的聪明才智，又体现了人的意识的自觉和理论思维的水平。孟子说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这里的“智慧”显然是日常实用型智慧，因为它还没有上升到对“势”的思考，只有善于“待势”和“乘势”之人，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而这正体现了哲学的精神。从而，哲学智慧超越于日常实用型智慧，因为它的宗旨是探求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向往的是终极的理想境界，并为此而形成为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理论体系。所谓“上智”、所谓“大伪”的意义，也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给予解释。
   中国哲学智慧植根于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体系，智慧的火花遵循着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在历史的进程中源源不绝地从中国人的思维中迸发，并通过对先哲们心灵和思维的启迪，最终促成了他们对“道”的解悟和由此而带来的精神的超越。
  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在中国哲学智慧的不断生成之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中国哲学又称中国哲学史，“史”的概念意味着中国哲学智慧的重心是定位在中国古代、亦即传统社会的哲学思辩，它要求揭示中国社会在保持其完整独立的社会形态时成型的理论体系及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
  通过对它们的学习，不但可以增进我们对前人智慧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加深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触发我们的创造性的灵感，以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召唤。 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和走向无疑与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导向相联系，但它更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相适应的。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从中国哲学形成的先秦时期开始，虽然大致都经历了一个“轴心时代”，出现了一批标志着人类的觉醒和精神的解放的历史文化名人及其辉煌的代表性成果，在他们之间，其文化修养和理论造诣也有着若干的相似性，但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已经走上了各自有别的发展道路。
   一、中西哲学的不同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经济基础是以分散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工商业和贸易兴旺发达的情况迥然有别。
  自氏族社会解体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虽也出现了奴隶制的社会国家制度，但其奴隶制的发展却是以“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来实现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反映的是同一的历史事实。即使在春秋战国以后，土地的国有和私有共存也始终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现状。
   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不充分形态形成对应的，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始终一贯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善和巩固。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走过的道路却完全是“背道而驰”。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奴隶制成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形态，而欧洲君主专制政体则又十分晚熟，乃至后来成为了资本主义新经济形式的庇护所和支持者。
  故当西方文明的奠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哲学体系，并从而最终奠定其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的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已开始了由分封的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而走向“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道路。
  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群体的出现和中国哲学的成形，是与当时奴隶主阶级向地主阶级的权力过渡和“大一统”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过程相伴随的。 西欧封建君主制的姗姗来迟，带给西方人的是神学主宰一切和哲学的停滞倒退。
  而中国哲学在封建社会却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基本上是稳步前进的。其间虽也有过小的曲折，如两汉经学的神学化和隋唐佛学的兴盛，但中国的神学从来没有在整个社会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哲学对神学（主要是佛学）的批判，是由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以自我批判的形式来进行的，它大致在12世纪的北宋王朝时期便已基本结束。
  西方哲学对神学的批判则是在四个世纪后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革命等形式来完成的，它反映的是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 在这以后，西方社会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
  自然科学和工业生产加速发展，机械力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结盟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因此而带上了机械论的色彩，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流行。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西方文明的这段历史时，便提出是唯物主义将主观能动性让给了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主观能动性。
  从而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对立，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绝对理念发展的辩证法的斗争。与此不同，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都没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都是重辩证法的。
  如果套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发展模型，则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没有将主观能动性拱手让给唯心主义去发展。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哲学学派的二分对立格局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严重和阵线分明。
   1840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的哲人们开始大量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哲学形态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变形，但双方仍有巨大的差距，不可能完全同一。中国哲学始终是受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矛盾制约和推动的，它反映和表现的是几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特殊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
  我们也就不可能用一把简单的尺子来笼统地评价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优劣高下，而是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同民族都有适应于自身文化背景和特殊社会需要的哲学思维形态，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肆意贬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理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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