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上海20-30年代黑社会情况.谁
第一，从生活方式到内部结构与组织形式的变化。传统帮会人物衣着打扮多以黑衫黑裤，翘起大拇指，手戴足金戒，横眉怒目，敞胸赤膊为典型。20-30年代ｘｉē＠①入工商上流社会后，形象有所改观。杜月笙说：“衣食足，应当礼仪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就害怕。 ”[5](p195)他衣着打扮乃至一举一动都学得文质彬彬，即使在炎夏，其衣领扣子也从不解开。他要求手下称他为“先生”，而不愿像黄金荣那样叫“老板”，手上那只标志其特殊身份的4克拉半的钻戒也锁入保险箱中。 在他倡导下，黑道人物纷纷改变形象，有人戏谚道：“黄浦滩上一下子脱掉了千万只钻戒。”[7](p222)杜自幼失学，发迹后重视文化，先后请了许多文化...全部
第一，从生活方式到内部结构与组织形式的变化。传统帮会人物衣着打扮多以黑衫黑裤，翘起大拇指，手戴足金戒，横眉怒目，敞胸赤膊为典型。20-30年代ｘｉē＠①入工商上流社会后，形象有所改观。杜月笙说：“衣食足，应当礼仪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就害怕。
”[5](p195)他衣着打扮乃至一举一动都学得文质彬彬，即使在炎夏，其衣领扣子也从不解开。他要求手下称他为“先生”，而不愿像黄金荣那样叫“老板”，手上那只标志其特殊身份的4克拉半的钻戒也锁入保险箱中。
在他倡导下，黑道人物纷纷改变形象，有人戏谚道：“黄浦滩上一下子脱掉了千万只钻戒。”[7](p222)杜自幼失学，发迹后重视文化，先后请了许多文化名人包括留洋博士、著名律师教其文化与法律，门联曰：“友天下士，读古人书。
”广结人缘，热衷社会事业，黑道所得用于白道，无论是各省天灾募损、社会慈善还是抗日捐款都不推却，从而获得社会声誉。这一时期帮会的组织形式与内部结构也有变化，其特点是趋简化松散，以实力地位为主。拜师礼已简化为只须具拜师红帖行磕头礼即可，不再墨守那种风高月黑夜于荒村野庙中举行由多重弟子执法司礼的庄重森严的开香堂陈规。
黄金荣对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拜其为师时，已不开香堂，而仅由介绍人搭桥投帖，封一份贽金，向其磕三个头或三鞠躬即可。[8](p198)同时，辈份关系也已模糊混乱，多以实力而非帮内辈份论。四川袍哥大爷范绍曾与杜月笙的老师陈世昌是一辈的，但他却和杜月笙私交极好，往来甚密，称兄道弟，他自己也说，“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9](p64-69)。
研究者周育民、邵雍由此认为：“帮会分子们趋炎附势不再顾及辈份的大小。上海青帮组织内部经过重新组合协调，按照各帮首的实力地位形成了新的格局”。[1](p552)这一方面是随形势发展出现了帮会内部的多元趋向，另一方面是在商业都市中采取承认现实的方法更能在宏观上予以控制。
这是一个新特点。
同时，帮会的现代嬗变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借用文明社会的社团组织形式，于政府中登记注册，各立山头，从而脱去地下活动的神秘面纱，而以现代社会组织运作方式与合法地位公开活动。
如杜月笙的恒社(1932)、张仁奎的仁社(1935)、黄金荣的忠信社(1936)、朱学范的毅社(1935)以及杨虎的兴中学会、金廷荪的铭社、郑子良的侠义社、徐逸民的逸社、孙以乡的怡社、韦作民的文社、汪禹丞的民兴社、王知本的正诚社等等，可谓“会社林立”。
这些社团一般都标榜现代社会文明意识，以现代社团的合群、联谊、交友、互助为宗旨。如恒社宗旨为“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5](p293)。毅社更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现代口号相号召，倡导合作互助[5](p9)。
其成员身份也有了较大改变，多为中上层人士，传统的下三流分子一律不准加入。从1934年恒社社员录中的234名社员职业比例可见，商界人士占54%，警务为13%，政界12%，自由职业9%，军警5%，工界2%，学界2%，党务2%[10]。
其中包括大批董事长、经理、厂长、校长、科长、管长、律师、记者、博士等现代科层制组织管理人员。忠信社、仁社中也有许多社会名流与军政商学界名人。[1](p551)应该看到的是，不仅仅在形式上，即使在机制上，这种组织也确有现代社团机构之功能，如恒社理事会下设3科18组，总务、秘书、会计、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体育、卫生、摄影、职业介绍等，各自行使职能。
仅1936年冬季即为21人介绍了职业，这在失业率高的当时确乎不易。[1](p549)帮会以现代形式装扮，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特征。
第二，向工商界渗透，表现出某种资本主义色彩。杜月笙有一句名言：“花一文钱要收到十分钱的效果。
”[11](p195)此时帮会已有投资——回报的意识与行动，不仅是社会效益，更重经济效益。他们通过种种方式进入工商界，摄取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的利润。30年代帮会头目发迹后，多向上流社会靠拢，尤其向工商界渗透，不像其前辈那样仅仅满足于充当资产阶级的走卒与爪牙。
周育民、邵雍认为，其“高明之处在于已经成功地打入了上海的工商界，本身具有工商资本家的身份，对社会各界具有较大号召力和吸引力”[1](p544)。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许多人从早期的餐饮、娱乐业拓展到工商金融界，摇身一变成为致力于经济的实业家。
如扎鞋底出身的金廷荪发迹后先后当上黄金大戏院经理、逍遥池浴室老板，至30年代他的身份已是冶茂冷气公司、大慎药记木行、宁波太丰面粉厂、上海华丰面粉厂、大运公司等多家现代企业的老板、总经理或大股东。
杜月笙1929年在银行家钱新之帮助下创建中汇银行，1935年又ｘｉē＠①入中国通商银行，取代傅筱庵任董事长，迅速在银行界发展，兼任中国、交通两行的常务董事与浦东、国信、亚东银行的董事长。同时，杜月笙又插足造船与船运业。
1931年乘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之际收购大量股票而吞并之，于1938年任该公司董事长，他利用其在银行界的关系与势力，获得大量的以往该公司无法得到的银行贷款，制订了1600吨的新大达轮，在十六铺新建巨型货栈，使公司赢利大增，相继兼并了其他竞争对手，相当程度上垄断了船业，并于虞洽卿之后登上了上海船联公会理事长的宝座。
杜月笙的手伸得很长，面粉、证券、纱布、食品、建材等行业都涉足其中，曾担任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等。及至1937年抗战前，他已当上了很多家现代工商金融企业的董事长、理事长，身兼200多个董事、理事与股东头衔，仅这些头衔的收入每月即达一二十万元[12](p320)。
许多帮会头目也有类似倾向。这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上海帮会已从非正常的黑道掠夺转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范畴谋食，开始进行资本主义性的工商业正道经营。黄逸平认为，帮会首领们跻身工商业，意味着帮会分子的活动领域的进一步扩大。
“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侵蚀，使帮会也具有了若干资本主义性质”。[13]这种由黑道出身的帮会人物渗入并控制了工商界，又造成了工商界人士性质的某种畸变，即出现了一批如邵雍所说的“流氓企业家”、“白相生意人”，企业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放低道德标准，“接纳以任何方式获得成功的新伙伴”[1](p514-546)，从而在总体上将自身的素质层次放到了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这不能不说是企业界的悲哀，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二是除打入工商界外，还主动积极地拉笼工商界人士进入帮会。
恒社1932年223名成员中工商界人士占120人，其中不乏社会著名的企业界人士，如陈光甫、钱新之、李桐村（大业公司总经理）、徐尔康（上海银行分行总经理）、陈香涛（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韦敬周（中央造币厂厂长）等。
黄金荣所收门徒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如正泰橡胶厂老板郑仁业，三星棉铁厂老板张子廉，江丰染织厂老板谢克明，泰康饼干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王云浦，上海渔业公司经理黄振世，国信银行董事长郑筱丹，新华影业公司经理张善锟等[5](p278)。
这样，帮会从内外两个方面打入上海工商界，帮会成为一股新兴力量，很大程度上插足并控制了上海工商界，在改变工商企业家结构、成分、素质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黄逸平分析道：“帮会的经济收入由全部非正当收入转为有一部分正当的企业收入。
其中虽不无有超经济的方式，但经营近代工商业必定要遵守一定的经济规律，这与从前单靠赌台、贩卖鸦片所得不同”，这一切，确也“促成了帮会性质的若干变化”[13]。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货币金钱在被帮会利用来瓦解社会肌体、侵蚀工商结构的同时，也同样无情无形地侵蚀着帮会自身。
这是一条为史实所证实的客观规律。
第三，向现代社会各领域全面发展，成为上海一大社会势力。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将触角伸向社会各界，控制舆论，插足政界，操纵劳工运动，几乎无处不在。他们通过师生、朋友及各种社会关系，帮内帮外，三教九流，建立了一个宝塔式的关系网络，下层为职业流氓、白相人，中层为各种新式职业中人，如工商界、文化界的人士，上层为其帮会核心人物。
黄金荣门下有名医王振川、方慎āｎ＠②，鸳鸯蝴蝶派小说名家平襟亚，新闻记者沈菊隐，弹词名家吴玉逊等各种上流社会中人[5](p186)。杜月笙更是八面玲珑，无孔不入，身兼军委会少将参议与行政院参议，又曲意逢迎权要孔祥熙、宋子文，与杨虎、范绍曾拜把兄弟，将杨管北、吴开先收入门下，与史量才、王晓籁、虞洽卿交密，联络各方人士不遗余力，北洋才子杨度，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郑毓秀，国民党中监委员杨千里，著名律师秦联奎、江一平，名报人唐世昌、姚苏风等都是其座上客，每年光这方面的交谊开支即达200万银元。
但正是通过这种联系，使他逐渐集结起一支私人政治力量，官吏、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现代社会成员日益成为其借以自重的社会势力，使“杜门”成为一张盘根错节几乎无所不在、无事不能、无法无天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势力的非法组织”[4](p190)网络。
也正因此，他常常能办到一些官方与其他社会中间组织无法办到的事。在历次工潮运动中，杜月笙“闲话一句”成为其信用担保，往往以“实力腰包”劝服双方予以调解，充分显示了社会能量。这支亦官亦匪、亦黑亦白的社会势力的迅速发展，填补了上海转型社会公共领域的某些空白，成为上海滩上一种多元异质的社会控制机制，是社会发展畸型化的表征之一。
其次，寄生社会之上、榨取社会财富与反现代社会的本质未变。
第一，帮会是一种不事生产专恃汲取社会生产力营养为生的社会群体。综观“三大亨”及其他大小头目，几乎无一不是依靠烟、赌、娼等见不得人的方式发财起家的。
即便20-30年代组建现代社团或控制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后，仍带有极大的封建性。他们对现代企业的剥夺压榨行为，严重地干扰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30年代张啸林做棉纱股票巨额空头，孰料行情看好，天天上涨，张竟大耍流氓手段，派出打手到棉布交易所要求停止交易，导致行情下跌直至其捞足为止[6](p46)。
杜月笙办的中汇银行，“正常的业务往来并不发达，其经营重点放在特殊业务上，即收、付烟赌两项的大量游资和押款，资本雄厚的大土商只要付给中汇银行巨额费用即可保提、保运甚至保销烟土，这种生意是其他商营银行绝对无法染指的”[1](p546)。
1933年上海银行业对其调查发现，“去年（1932年）除官利外，尚获纯利十几万元”[15]，这些纯利主要靠非法经营而来。他兼任的多种现代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之职，不少是他人慑于其权势而双手奉送的，更多的是谋夺所得。
他掌握这些企业后，虽然有时也要出面为之排难疏解，但毕竟是不事生产不劳而获。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从事经济活动，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而非其他手段，全身心地投入这一通过生产、流通领域追求利润者才可得称为现代企业家。
由此标准衡量，上海帮会各首领可以说无一人完成了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变，其巨大的收入无论是黑道还是白道所得基本上是以非正常、非理性的方式从社会盘剥而来，从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寄生虫与吸血鬼。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