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名称的由来

    胡同的由来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一北京日益现代化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考其来源，最初的“胡同”这两字的外面都包着个“行”字，指明声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
    那么“胡同”之音又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此两字的声音全无讲解呀！查查典籍，较早见到“胡同”的说法是在元曲杂剧，比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砖塔胡同”的台词，这说明“胡同”一词产生在元代。
  所以《宛署杂记》考证道：“‘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兽取胡人大同之意。  ”这说法不一定对，因为元人即蒙古人，不会称自身为“胡人”，怎会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说法倒有些道理，今内蒙语的“浩特”变音写成汉文“胡同”。
  蒙语“浩特”是城镇之意，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么，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将蒙语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
  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
    ”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
  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  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
  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  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
  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
    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  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
  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  “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
  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
  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  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
  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胡同景点介绍 什刹海 元朝初年，这片水域叫积水潭，它是大都漕运的终点，无数南来的船队都在此靠岸。
    萨兆沩先生在《净业觅踪》说，那时两岸“饼铺饭馆云集，酒旗绵延数里”，“春雨清尘，桃李盛开，酒楼悬挂的酒旗，迎着东风招展。那青底红字的酒旗，绵延达数里之遥”。可见，当时已是一片繁荣景象。
   在明代，因湖边有座什刹寺，这片水域随之被称作什刹海了。元代的漕河逐渐废弃，积水潭日益内缩，慢慢形成彼此相连的三个小湖，往日船货云集的水陆码头，一变而成波光潋滟的宁静水乡。  当时的诗人李东阳在湖边流连，兴之所至，赞它为“城中第一佳水”。
  公安三袁也联袂而来，在湖畔结社，饮酒，赏月，吟诗，留下一段佳话。 在清代，三个小湖分别被通俗地叫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前海、后海和西海。三海相连，南接北海、中海和南海，而中海和南海的东侧，是紫禁城。
    不知是骄傲还是悲哀，紫禁城里最后两任皇帝，都出自后海东岸的醇亲王府，大清帝国最后几出惨烈的大戏，其实早在什刹海畔就拉开了序幕。 恭王府恭王府开放时间8:30-17:00,恭王府位於前海西街17号，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据说恭王府总面积为一百多亩。
  相当於中山公园，这是至今保存最好的一座王府，曾是和珅的宅邸。   恭王府分中东西三路，分别由多过四合院组成，后为长160米的二层后罩楼。 恭王府假山，此假山是用糯米浆砌筑成的，非常坚固，山上置两口缸，缸底有管子通到假山上，通过往缸中灌水的办法来增加院中的湿度，过去整个假山上都长满了青苔。
   假山正中有一康熙皇帝为其母祝寿写的“福”字碑，这是恭王府的“三绝”之一，碑石长7。  9米，贯穿整修假山。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太上皇弘?v归天，次日嘉庆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抄了其家，估计全部财富约值白银八亿两，相当於国库十几年的总收入，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2月22日和珅被“赐令自尽”。
   胡同（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它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32米。  据清乾隆年间刊刻的《日下旧闻考》一书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清末改称"烟袋斜街"。
   据说，当时居住在北城的旗人，大都嗜好抽旱烟或水烟，烟叶装在烟袋中。由于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所以斜街上一户一户开起了烟袋铺。这条街上的烟袋铺，大都是高台阶，门前竖一个木制大烟袋当幌子。  黑色的烟袋杆儿，金色的烟袋锅儿，这样的标志真可谓生动形象至极。
  在烟袋斜街的东口路北有一家"双盛泰"烟袋铺，门前竖着的木雕大烟袋，足有一人多高，粗如饭碗一般，金黄色的烟袋锅上还系着条红绸穗，十分醒目。这"双盛泰"的大烟袋真称得上是北京同行业中的头号大烟袋了。
   除此之外，烟袋斜街本身就宛如一只烟袋。  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像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活象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以"烟袋"命名斜街，真可谓名副其实了。
   烟袋斜街的名字越叫越响，一直流传到今天。 银锭桥 银锭桥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之间的水道上。  为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因形似银锭故称银锭桥。是什刹海的风景之一，燕京小八景之一。
  过去站在银锭桥上可遥望西山，景名为“银锭观山”。1984年，原桥拆除重建，仍以银锭为名。 鼓楼 鼓楼位于北京市中轴线上、鼓楼东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交会处。与钟楼一起，元、明、清时为北京全城报时中心。
    “暮鼓晨钟”使全城有序可循。 1924年后停止，1990年起，每年除夕恢复鸣钟击鼓。 鼓楼是一座单体的木结构古代建筑物。灰筒瓦绿剪边，重檐歇山项，通高46．7米，通面宽34米，通进深22．4米，檐下有单昂单翘五踩斗，旋于彩画。
  楼底层共有拱券式门八座；南北各三座，东西各一座。  北墙东侧有旁门，内有登楼石阶梯，南北向倾斜45。，共60级，然后拐弯向西，东西向倾斜45。，亦有9级，即攀登69级石阶梯方到达二楼。
   二楼四面均有六抹方格门窗，四周有廊，宽约1．3米，带木护栏，望柱高1．55米， 建筑面积为1925平方米。第三层是暗层。整座建筑坐落在高约4米的砖石台基上，通宽为56米，通进深为33 米。
    南北有砖砌阶梯，东西为墁坡路。鼓楼总占地面积约为7000平方米。南侧门前有石狮子一对，高约1．25米。 更鼓，为报时器具，置于鼓楼二层上，原有25面，其中，大鼓1面、小鼓24面(以代表1年24个节气)。
  现仅存大鼓 一面。这面大鼓鼓面直径约1．5米，是用整张牛皮蒙制的，但鼓面已是刀痕累累，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日本军队所为。   鼓楼击鼓报时，有一定的规律。
  每晚7时“定更”，击鼓两通，共108声，以后，每个更次都击鼓两通108声，直至五更(晨5时)击最后的“亮更”鼓。击鼓也有一定的节奏，至今，北京仍流传着“紧十 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之说。
   鼓楼上原有铜壶滴漏一座，但早已遗失无考。  载：“鼓楼之铜刻漏制极精妙，故 老相传，以为先宋故物，其制为铜漏壶四：上曰‘天池’，次曰‘平水’，又次曰‘万分’，下曰‘收水。
  口安挠神，设机械，时至，则每刻击铙者八，以壶水满为度。涸则随是增添，冬则用火温之。”当时，钟、鼓二楼击鼓撞钟均以此为度，到了清代改用时辰香计时后，漏壶计时法方废止。   麒麟碑，原在麒麟碑胡同，传说是明代仇鸾府前石影壁浮雕麒麟，故名之。
  后因仇鸾势败，这块碑被埋在地下，清末民初出土后。被移到鼓楼内。 1949年后，成为“东城区文化馆”的馆址，1984年对鼓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