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股票在哪家券商开户好？（我一般
股份制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已占相当比重，股市更是国企脱困和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筹款基地，又为国家创造大量财税收入，我国证券市场能有今日的辉煌，不能忘记当年为股份制事业而披荆斩棘的拓荒者。笔者作为先行小卒，在十六年的投资生涯中，确有几件难忘又奇特的故事……
延中罗宋汤
众所周知，延中公司的名牌产品是“延中饮用水”，殊不知其早年还有一道内部供应的特菜——罗宋汤。 有幸品尝过罗宋汤的仅近百人左右，按现在来讲：就是周鑫荣、秦国栋等一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一些实业家以及现在还坐在贵宾室里的炒股大户。
延中公司原是街道小厂，在１９８５年１月，率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承诺股票年息为１５％，...全部
股份制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已占相当比重，股市更是国企脱困和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筹款基地，又为国家创造大量财税收入，我国证券市场能有今日的辉煌，不能忘记当年为股份制事业而披荆斩棘的拓荒者。笔者作为先行小卒，在十六年的投资生涯中，确有几件难忘又奇特的故事……
延中罗宋汤
众所周知，延中公司的名牌产品是“延中饮用水”，殊不知其早年还有一道内部供应的特菜——罗宋汤。
有幸品尝过罗宋汤的仅近百人左右，按现在来讲：就是周鑫荣、秦国栋等一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一些实业家以及现在还坐在贵宾室里的炒股大户。
延中公司原是街道小厂，在１９８５年１月，率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承诺股票年息为１５％，还可摇奖，头奖为住房一套，为此排队争购的人数逾２万而轰动大上海，后来实际成为股东的为１８０００多名。不久公司邀集部分股东参加成立大会，笔者有幸名列其中，会址借座在附近一所中学，上午分组讨论筹建事项，下午举行大会议事，午餐是公司招待的面包、红肠。
因为时值寒冬，所以公司用卷心菜、洋山芋烧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罗宋汤。股东们知道公司所花费的费用全是自己的血汗钱，所以都不嫌怠慢，吃得津津有味。
延中公司就是这样勤俭创业艰苦奋斗，经过几年的努力，把街道小厂发展成著名的上市公司，为新中国证券发展创下了众多的“第一”，为此受到宝安、北大方正的青睐。
现在延中成了“方正科技”，“延中罗宋汤”也就此绝版。假若现在的上市公司股东们也能吃到类似当年“延中罗宋汤”的话（当然佐料要丰富多了），我想：ＳＴ、ＰＴ的牌子大概不会有这么多了吧！
淘金西康路
沪市虽在１９８６年９月就有柜台交易，但并不热闹。
至１９８９年股价更是跌近面值，１００元票面的真空跌至９３元，５０元面值的延中只卖４７元，所以许多股东把股票当作存单而束之高阁。１９９０年夏天，“南风掀起浦江潮”，深圳一批淘金者来沪收购股票，才激发了沪市投资者炒股热情，当时经营股票交易的工行静安营业部所在地——西康路顿时热闹起来，各路“打仗模子”英雄好汉云集西康路，都想挤进去捞一把！股票也像吃了发酵粉一样日涨夜大，只要买到股票即能赚钱。
一天，我到西康路打听行情，只见人们摩肩接踵谈论股票，当他们得知我有延中、真空股票时，顿时把我包围起来，要向我收购股票，怎奈笔者生性呆板，不会做黑市交易，所以费尽口舌总算被我突出重围，我还是知趣地赶紧骑上自行车离开这是非之地，不料有两个男青年骑车尾随在我身后，把我逼进陕西路一条弄堂内，一定要收购我的股票，只要我开个价。
纠缠了半个小时，见我坚持不肯出让，他们也只能放我动身。此后我再到西康路，就不敢说自己有股票了。
又因当时在柜台上买卖股票手续十分麻烦，每股股票要填写、盖章等５道手续，还要付７％的手续费，所以有许多股东经不住这些“打仗模子”的软缠硬磨高价诱惑，就出让了自己的股票，只要附上自己身份证的复印件即可成交了。
殊不知这样做留有后患，因为这批人买了根本不去过户，而是加价卖出，身份证复印件也随股票不断转手，若股价上涨卖出者吃亏也就太平无事，若黑市股价下跌，则就根据身份证地址寻上门来，要把股票退还给你，原价退还还算客气，否则叫三、四个流氓到你家撮麻将，闹得你全家不安宁。
有的不服气拉到派出所去评理，这批人来个恶人先告状，诉说卖出者是欺他们不懂股票而卖高价，发觉上当才要求退还，结果只能退钱了事。后来这类纠纷多了，当地派出所也推却不管了。黑市交易容易上当。
说到西康路想起一则插曲：今年５月，在《证券时报》上连载深圳阿福先生口述的文章，叙述当年深大师生来西康路淘金的故事。
说上海当时炒股者多是“打仗模子”无业游民，更鄙视丑化帮他们收购股票的早期投资者。但阿福先生忽视了当年来沪的任务和目的。古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年还是深大学生的阿福先生来沪是高等学府进行学术交流呢？还是到黑市上低吸高抛地炒股票？在上海西康路炒股发了财，回过头再丑化上海的早期投资者，如此讲法未免有点“过河拆桥”，“数典忘祖”了吧！
范侗的故事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上海证交所成立后，证券业虽逐步走上正轨，但还是“庙少香客多”，偌大的杨浦区，只有江浦路一家信用合作社，全市只有二十多家公司可以买卖股票，而且规定在哪家公司买进的股票只许在哪家公司卖出，当时要买入股票都要等开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抢跑道，为了便于买卖股票，所以我在多家公司开户。
１９９１年６月底股市反弹，我在四家公司委托卖出股票，正巧７月２日股价下跌，我暗自庆幸这次卖了好价钱，不料去交割时才得知，四家公司有三家把我的账“弄错”了。
在Ａ公司，我委托卖出股票２００手，都是上限价成交。
不料买进股票的Ｗ公司讲是电脑打错，退还８０手，把我退回的８０手再卖出，只能卖低价。Ａ公司解释：电脑打错是常有的事，只要双方同意可以作罢。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明明高价卖出的股票算给我却是低价。
Ｂ公司把我的股票分批卖出，结算时才发觉少卖１０手，但已时隔三天，再卖出又是卖低价。
在Ｃ公司我委托卖出１５５手，报单小姐竟只报卖出５手，等夜里结账时发觉，只能第二天再卖，结果只卖出一半而且又是低价。
经理先生一声抱歉，我算算损失又是上千。
第四家是老牌公司，办事比较正宗，账是未弄错，还不知是因为我不熟悉所以我账没有错？但白领小姐一副朝南坐北的面孔令人却步，见我一身布衣就颐指气使地把我当“阿乡”，交割完毕后股东名卡却不还我。
我向她要，她不但矢口否认还对我一场数落，服务态度之恶劣令人难以忍受。
为此我非常气愤。因为当时股票买卖全是人工操作，是否成交，价格高低，全由这些操作者安排。实际上是把我成交的高价让给其诸亲好友，把低价甚至不成交的全算在我头上。
因为大户与公司有交情，所以不会错；小户量少吃亏不起，所以不能错；像我这种客户资金不大不小，面熟而无深交，性格不会争吵，所以吃吃正好。当时《上海证券报》开办不久，好友们都劝我写文章披露此事，但我顾虑重重。
不写吧，气不过；若写了得罪券商，下次再去买股票要被穿小鞋，为此署了个笔名。想想这些先生小姐是存心吃我就让他们吃吃饱吧，我准备一大桶饭供他们畅吃不误，所以笔名范侗（谐音饭桶）。不料当时上证所成立仅半年，管理层正想规范股市例行“三公”原则，拙文受到重视，不仅把信和文章全文照登，还辑编者按，开辟“社会批评与监督”专栏，欢迎各界人士批评监督。
因此拙文成为沪市第一篇公开批评券商的文章，引起了广大股友的共鸣，大家纷纷来信叹苦经，声称证券公司才是皇帝，而客户只能做“饭桶”听任蚕食，所以一时间沪市“饭桶”满天飞，笔名“范侗”也就一举成名，所以后来熟人见面就直呼我为“范先生”了。
■楼志文／文（待续）
摘自：《财经时报》。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