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厢记》里的莺莺又叫双文?书中
元十六年，22岁的元稹离开了长安，来到陕西/河中府做事，就在此年，他与一位叫“双文”的姑娘开始热恋，世称这也就是元稹后来写下笔记体小说《莺莺传》的由来（后被宋代赵令?翻创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又作《西厢记诸宫调》/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再改编为五本二十一折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历史影响巨大）。 尽管元稹拼命解释说，他这篇“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是从朝中一个叫李公垂的大臣那裏听来的，但后人还是将“张生”扣在了元稹的脑袋上。不过，也有人说那“张生”假托的不是元稹，宋人王茂认为是张君瑞（见《野客丛书》）；王?则认为是张籍（见《传奇辨正》）。 但北宋的赵令?经一番考证后依旧确认为...全部
元十六年，22岁的元稹离开了长安，来到陕西/河中府做事，就在此年，他与一位叫“双文”的姑娘开始热恋，世称这也就是元稹后来写下笔记体小说《莺莺传》的由来（后被宋代赵令?翻创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又作《西厢记诸宫调》/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再改编为五本二十一折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历史影响巨大）。
尽管元稹拼命解释说，他这篇“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是从朝中一个叫李公垂的大臣那裏听来的，但后人还是将“张生”扣在了元稹的脑袋上。不过，也有人说那“张生”假托的不是元稹，宋人王茂认为是张君瑞（见《野客丛书》）；王?则认为是张籍（见《传奇辨正》）。
但北宋的赵令?经一番考证后依旧确认为是元稹无误，且证明说崔莺莺系永甯县尉崔鹏之女，她母亲与元稹的母亲皆是睦州刺史郑济的女儿，所以元稹与崔莺莺是表兄妹。刘克庄亦表示赞同。当然，此类考证未必属实或全信，引出来作一参考，仅算添点儿作料儿。
这一年，元稹写有《赠双文》一诗曰：“艳极翻含怨/怜多转自娇/有时还暂笑/闲坐爱无聊/晓月行看堕/春酥见欲销/何因肯垂手/不敢望?h腰”，啧啧啧…听听，俩人初次见面，还都有些害羞呢！这一年，元稹也还写有一首《莺莺诗》曰：“殷红浅碧旧衣裳/取次梳头暗淡妆/夜合带烟笼晓月/牡丹经雨泣残阳/低迷隐笑元无笑/散漫清香不似香/频动横波嗔阿母/等闲教见小儿郎”，将女儿家莺莺的扭昵之态写得很是生动。
仅不到一年，《会真诗三十韵》就让我们看到23岁的元稹与17岁的双文（抑或莺莺）之间，竟已发展到令人乍舌瞠目的偷情“床上戏”了：“……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 /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朱唇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限 /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诉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这是一段极其完整的偷情过程，从心思到体态到相互拥抱接触最后再回到心思，文字的描绘正因其留有想像空间而更胜於真实画面。
这一首诗是被唐人韦縠选进了《才调集》，与李白/王维等大雅之作掺在一起，结果惹得《说诗啐语》一书评论说“未免雅郑同奏矣”（诗经中的“郑风”历来被视为淫靡之音）。元稹此诗确较过分，不过若比起如今诗坛上刮起的“下半身”，元诗则已很雅了。
对诗题“会真”二字的理解，陈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做过明确解释----“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於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云云。
由此看来双文（或莺莺）即使非娼门轻薄之女，充其量也仅为一般低层民女。
贞元十七年春，元稹离开河中府，前往长安参加进士科考。可结果呢，一战落选。是啊，整天心不在焉老想著双文（或莺莺），倘若真能考上，老天恐怕都不答应。
那时他曾写过《牡丹二首》，便可看出他惦记双文（或莺莺）的心思----“簇蕊风频坏/裁红雨更新/眼看吹落地/便别一年春”。在长安，他几乎又准备了整整一年，期间认识了时任从三品京兆尹的韦夏卿，而他的才华也得到了这位三品大员的赏识。
贞元十八年冬，24岁的元稹第二次参加由中书舍人权德舆主持的贡举。次年春发榜，他考取了书判拔萃科第四等，成绩马马乎乎，被留在秘书省任九品校书郎。而就在这一年，三品大员韦夏卿也将他19岁的宝贝女儿韦丛嫁给了元稹。
这一年他也认识了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樊宗师/李建等人。秋天时他写下一首题为《菊花》的七绝，让我们略微领略了一下他的才情不只是用在情场上，也还有珍惜时光的佳作----“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蓠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当然这一年，他还写下三首遭到后代诗评家戳他脊梁骨的诗，题为《古决绝词三首》，很明显是针对双文（或莺莺）的，所表达的内容其实就是“吃醋”。他主观臆断自己不在双文（或莺莺）身边，那双文（或莺莺）很可能就让别人占有了，正所谓“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如雪”，甚至还有失君子风度且自鸣得意地说“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终不我夺”（幸亏我先在别人之前占有过双文（或莺莺）了/否则又怎麼能保证双文（或莺莺）不先被别人占有了呢）……我靠，这想法若属实，做人就小了。
所以清代诗评家冯班在《才调集补注》裏就说，“微之弃双文（或莺莺）只是疑她有别好/刻薄之极/二人情事如在目前/细看只是元公负她”。而另一位清代诗评家王闓运则乾脆给元稹判死刑说“小人之语/是微之本色”。
陈寅恪先生对元稹先乱而后弃双文（或莺莺）、转而选择三品大员韦夏卿之女成婚的故实，倒有另一种分析与评论。寅恪先生曰：“…唐代当日社会风尚之重进士/轻明经/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这说法还是很有见地的，当初元稹之父死后，他跟著母亲及兄弟三人自长安搬出，也仅是“寄人篱下”勉强维持生存的穷家，故此正如寅恪先生所言，元稹弃寒族而攀豪门的目的，就是要“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
此前他有 《靖安穷居》一诗可略窥其羡慕豪门的心思，表面虽淡薄，实际也还有对豪门的醋意----“喧静不由居远近/大都车马就权门/野人住处无名利/草满空阶树满园”。
贞元二十年，26岁的元稹写出了足令他扬名千年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同时使他自己也成为中国戏剧史中的传奇人物。
贞元二十一年，元稹仍在校书郎位置上，与白居易同官，且多有诗歌唱和。在写给白居易的诗裏，我们大致可感知他俩所任职的校书郎格外清闲，以至於很有时间学弹古琴----“等闲想见销长日/也有闲时更学琴/不是眼前无外物/不关心事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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