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庇隆主义”?何谓“庇隆主
庇隆和庇隆主义
胡安。多明戈。庇隆在阿根廷历史上无疑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虽早已去另一个世界陪伴他早逝的美丽的夫人,但他对阿根廷的影响一直及至今日。许多阿根廷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至今仍把他当作是“劫富济贫”的英雄因而对他满是怀念,那这位英雄是怎样来“劫富济贫”的呢?这也许是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的问题。
庇隆于1895年10月8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成长于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叶,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那个时代:人类经过了十九世纪的辉煌,正在寻找新的理想;旧的格局在被打破,世界正被重新瓜分。 适逢其时的庇隆选择了做一名军人,从军校开始了他风云变幻的一生。
直到40岁以前,庇...全部
庇隆和庇隆主义
胡安。多明戈。庇隆在阿根廷历史上无疑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虽早已去另一个世界陪伴他早逝的美丽的夫人,但他对阿根廷的影响一直及至今日。许多阿根廷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至今仍把他当作是“劫富济贫”的英雄因而对他满是怀念,那这位英雄是怎样来“劫富济贫”的呢?这也许是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的问题。
庇隆于1895年10月8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成长于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叶,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那个时代:人类经过了十九世纪的辉煌,正在寻找新的理想;旧的格局在被打破,世界正被重新瓜分。
适逢其时的庇隆选择了做一名军人,从军校开始了他风云变幻的一生。
直到40岁以前,庇隆的生活基本是平静的,远离各种纷争的南美洲不是一位军人理想的舞台。转折发生在1939年初,他被派往意大利进行军事方面的“深造”(我想大家都知道阿根廷当时的立场是什么,庇隆何以有幸被派往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
不久,二战开始了,一幅既波澜壮阔又惊心动魄的画面展现在这个不得志的中年军人面前。在他的书桌上,放满了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各种书籍,但他不满足于此;他打开了窗户,外面是法西斯制度的表演,人群正在向墨索里尼脱帽欢呼,民族主义已沸腾到最高层次。
他仍不满足,于是走出了门,他往东看,看到的是斯大林的苏联;他往西看,看到的是美国和西欧。巨人正在比武,人民正在流血,大地因之而颤抖,天空因之而失色。而他,却沉思了,沉思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想了什么,他只是在两年后对一位密友说:“我要做墨索里尼做过的事,但不重犯他的错误。
”
结束了欧洲之旅,他回到了阿根廷这个他预谋中的舞台。此时,世界变革的余波已波及到了这个原本几乎与世隔绝的大陆,人们正渴望打破旧有的平衡,而原来的亲纳粹政权正在摇摇欲坠中。以旅欧的军官们为主,一个以顺应民意自居的叛乱组织悄悄成立,并于1943年6月5日轻而易举的推翻了卡斯迪略政府,解散了国会,确立了新政权。
随后不久,被权力欲熏混头脑的政变军人们就开始互相残杀,他们——除了庇隆本人外——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怎样做才是对的。他们想要仿效希特勒的德国,但表面却声称政变是为了维护宪法,恢复公民道德。
新政府的内部矛盾在激化,主要政变策划者在互相倾轧,而聪明的庇隆却在稳步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做到了连墨索里尼也未做到的事,以他劳工和社会保障司司长的便利控制了全阿根廷的工人。他想在阿根廷营建自己的宫殿,此时他已打好了地基,早在他成为总统之前,他已经是胜利者。
庇隆了解人民的力量,他要把这种力量驾驭在自己手中。他以出色的演说才能,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向公众宣传他的思想,许诺要给予人民应有的福利和权力,于是人群向他欢呼,欢呼声传遍了整个阿根廷。人民开始把他视作自己的救星,而他也感到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刻已经到来。
于是,他象拿破仑一样,迫不及待的从总统手里抢过王冠,带在自己头上,在这一过程中,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因为人民早已把他视作阿根廷的君王。
庇隆先生爬到权利的顶峰,他可以去一一实现他的计划。
他要去做阿根廷人民的救世主,并非仅是说说而已。他来自于动荡不安的中产阶级,所以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他的美丽的妻子来自于社会底层,所以他同情人民的境遇。他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去给予人民恩惠,回报他们的支持,实现自己的诺言。
他的做法很直接,进行社会资产的重新分配————不断给“无衫汉”(泛指当时普通的阿根廷民众)们加薪,这就是普通阿根廷人对他充满好感的直接原因。多数人的加薪,意味着少数人的所得明显减少,这里的少数人就是通常所称的社会上层人士:地主阶级、教会、资本家、社会名流以及一些公务员。
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向庇隆发难,但是被如日中天的庇隆轻而易举的击败,他有军队的支持,更有几百万无衫汉的拥护。一家家报纸被查封和接管,一位位显赫人物被捕入狱,控制国家命脉的地主阶级被彻底打败,教会的力量也暂时被压制。
于是在国外,庇隆被称为独裁者、法西斯,但在国内,他却被认为是在匡扶社会正义,因为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多数人的利益(暂时)得到了维护,人民看到了可靠的奋斗目标。
我还不得不说说那位广为人知的庇隆夫人,埃娃(埃维塔)。
杜亚尔特。在她成为第一夫人之前,其生活基本是艰苦的。她出生寒微,当过舞台演员,也拍过电影,但一直都很不成功,成就一般。个人境遇的不如意使她对当时的寡头政权极为憎恨,尤其憎恨该政权统治下的社会秩序。
或许是有当演员的经历,在她身上存在一股独特的感染力,再加上她本人的出身,使她顺利的成为无衫汉们的偶像。她有坚强的性格和附有煽动力的语言,对旧有的寡头政权毫不妥协。她还是位民族主义者,对在经济上和外交上侵犯了阿根廷权益的美国有着极端的憎恶。
她的这些立场恰巧正是绝大多数无衫汉们的立场,于是无衫汉们把她当作他们的代言人,称她为“我们的国母”,并以疯狂的热情支持她(她与生俱来的容貌也在这儿起了不小的作用),而她的丈夫,庇隆总统也在一旁推波助澜,在外交上和美国针锋相对,并以“经济独立”的口号,坚决赎回了一些外资企业,这无疑满足了多数阿根廷人的民族情绪——这情绪曾因轴心国的失败而遭到挫折,赢得了他们的好感(想想现在的施罗德先生,他对美国的批评是和庇隆的行为一脉相承的)。
异己的被击倒和大多数阿根廷人的支持使庇隆政权空前的稳固。他修改了宪法,推行了一党制,控制了舆论,击垮了原有的土地占有者,增加了福利,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但就在此时,埃娃死了。1952年7月26日,埃娃死于癌症,终年三十三岁。
埃娃的死无疑让庇隆很痛苦,但是作为一位称职的政治家,他的痛苦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利用埃娃的死大做文章。他把埃娃的死演绎成一出传奇,这出传奇因为埃娃最后的那次感人肺腑的演说————“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而变得近乎完美,它最大限度的激发了无衫汉们心中的同情心,使庇隆政权因此而空前的稳固。
此时,不会再受埃娃影响的庇隆开始完全实施他的庇隆主义了。
首先在外交上,他致力于为阿根廷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阿根廷应该采取“第三种立场”,即在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立场。
这样既不会完全得罪任何一方,又不会触怒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曾经是轴心国的敌人)。而在埃娃生前,庇隆是无法这样去做的他必须要照顾到妻子不可调和的反美情绪,如今这个和美国达成谅解的障碍去处了,庇隆可以尽力去向美国卖弄风情,赢得他的好感。
只是我们的庇隆先生做得不怎么成功,那所谓的第三中立场不过就是对机会主义的粉饰,或者说是变相的双边主义。他在朝鲜问题和希腊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使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不能信任他,期望中的经济援助只有一部分兑了现,这使庇隆必须在经济的自力更生上多动点脑筋。
一开始,他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他把外交中的第三种立场原则转植于经济建设中,即经济自由和社会正义以及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始终只是一个口号,它很快就被庇隆先生摒弃了)。经济自由就是私有制被保留,但政府应保持对经济的干预和对某些公共事业的垄断;国家控制了进出口贸易和能源的开采,而在零售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允许私人自由经营,对于私有财产应具有的职能,只能在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框架内。
而社会正义就是为普通人民谋取福利,如增加工资、减少学费,设立各种福利基金等,而这些只是初期阶段的举措,用庇隆的话来说,他的最终目的是:工人将不断获得对于生产上的资本财以及工商业的直接所有权……劳动阶级将变为唯一的阶级。
显然,他的这些政策是真正居于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中间道路,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雄心勃勃。他对于苏联模式和西欧模式的缺陷都有所了解,并致力于寻找一种方法,它即能囊括两种制度的优点,又可避免它们的危害,即用国家资本主义抑制私人财产的无限膨胀,同时以劳动阶级的力量制衡资产阶级。
这些无疑都是好的想法,但南美洲的土壤不易于培植这种制度,甚至连它的萌芽都不能存活。那里劳动阶级的觉悟还不足以适应这样的制度,而资产阶级的势力又是如此强大,他们不会容忍这种制度的存在,而庇隆先生的摇摆不定(也可以说是种机会主义)更加速了这种制度的灭亡。
工人工资涨了,与它携手而来的就是通货膨胀,限制了工人福利的再增加,工人们又要闹事。这使我们的庇隆先生左右为难,他大声疾呼:“打破通货膨胀——工资增加——再通货膨胀的循环的时候到了,工人必须更努力的工作。
”于是,他失去了工人们对他的信任,而这信任是他统治的基石,基石在摇晃了。
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一次次的犹豫不决使两个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他本人也终于成为他们都要对付的目标。资本家联合了军队要推翻他,无衫汉们则冷眼旁观,对于他们来说,庇隆只是个大叫“狼来了”的不可信任的说谎者。
而狼真的来了,倒霉的庇隆先生被狼赶走了,他留下的是一摊残局。
庇隆先生的故事暂时讲完了,他以后又东山再起,但那已是《还珠格格》续集,没什么新鲜的内容好讲,还是回头来看看庇隆主义的实质吧。
庇隆主义:
庇隆主义即正义主义,可以说是庇隆在欧洲修炼了两年後得出的成果。
庇隆力图将这个主义上升为一种政治哲学,来阐明他领导的这场运动。
正义主义认为,社会中存在四个互相冲突的力量,即“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它们都必须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四者之间经常彼此冲突。
庇隆致力于将这四种力量结合起来,其结果就是形成所谓的“第三种立场”。这样的结合能让它们在社会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又可调和它们的冲突,防止其中任何一个或两个力量压倒其他的力量,也就是防止走向极端。
在这个和谐的均衡的基础上构建的社会,将是一个理想社会。
如果仅从这些理论看,这无疑是个很好的构想,它不是中间道路,没有宗派性,因为它致力于调和和扬弃。但是具体到实践中,它难免会受到上述四中力量中某一种的左右,其体现就是政策的摇摆不定。
尤其在一个象上世纪中叶阿根廷这样的没有成熟的自由主义基础或没有一个高觉悟的劳动阶级的拉美国家(拉美人的情绪化是举世皆知的,即使是其中最理性的阿根廷人也是如此),要实践这样的主义只能是一种奢望。
所以庇隆的失败并非个人的能力所至,只是选错了试验时间和试验场所。
替代庇隆政府的是一个保守主义政府,它不再为无衫汉们说话,原有的福利被部分取消了,于是轻浮的阿根廷人民开始怀念被他们赶走的庇隆,庇隆重新成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领袖,这就是庇隆后来得以重新上台的民意基础,也是庇隆现在仍被许多阿根廷人怀念的原因。
庇隆确实曾经致力于为人民谋福利,虽然他做得很不彻底,但是他的功绩也是明显的。他结束了地主阶级对这个国家的绝对统治,使工人阶级获得了政治地位,并使此后任何的统治阶级无法将之剥夺。他也是人民群众开始注意一些本来不为他们所熟知的东西,团结、权利和可能的平等,并使他们开始对阿根廷的现代化保有信心。
总而言之,历史会记住胡安。多明戈。庇隆,是他改变了阿根廷的历史进程,并把阿根廷带入了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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