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浙江历史的资料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称"文物之邦"。历史悠久, 积储深厚。从考古资料看,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区一带活动。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间,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公元十世纪以后,浙江进入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浙江拥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更有“文化之邦”、“旅游之乡”的盛名，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从东晋南朝以来就后来居上，千百年来遥遥领先，在21世纪的现代化赛跑中理当再接再厉，更上新台阶。 笔者针对浙江历史文化的地域特点初步罗列了遗产中的合理因素：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鼓舞：久远...全部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称"文物之邦"。历史悠久, 积储深厚。从考古资料看,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区一带活动。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间,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公元十世纪以后,浙江进入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浙江拥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更有“文化之邦”、“旅游之乡”的盛名，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从东晋南朝以来就后来居上，千百年来遥遥领先，在21世纪的现代化赛跑中理当再接再厉，更上新台阶。
笔者针对浙江历史文化的地域特点初步罗列了遗产中的合理因素：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鼓舞：久远而光荣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浓重一笔。从远古的建德人开始、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开了文明的篇章，传说中舜的后代受封于上虞和余姚，大禹治水到过绍兴，并长眠在此，在先秦已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时的越国、三国的孙吴和十国中吴越均以浙江为发端，南宋以临安为都一度占据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
治水英雄大禹可谓大智大勇，公而忘私，制服了凶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过家门而不入”传为千古美谈；白居易、苏轼、王安石在浙江任职勤政为民，泽被后世；海瑞在淳安刚正不阿，敢于冒犯权贵，人称“海青天”。
杭州有幸埋下精忠报国的岳飞父子的忠骨；陆游念念不忘收复失地，“位卑未敢忘忧国”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名臣于谦以自身行动实现《石灰吟》的绝唱。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仇雪耻；孙坚父子乃一代枭雄，威震江东成就霸业；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浙江招募和训练“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了倭患。
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中前赴后继，可歌可泣，鸦片战争中壮丽殉国的“定海三总兵”彪炳千秋；镇海招宝山炮台官兵痛击法国侵略军；太平军驰骋浙江大地扫荡清妖；“鉴湖女侠”秋瑾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不愧为巾帼英雄。
浙江儿女的英名伟业真是不胜枚举，永远鼓舞我们自尊自信，爱国爱乡，自强不息，从中获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二深厚的思想之涵养：浙江先民把一个落后贫穷的蛮荒之地逐步建设成全国领先的膏肓省区，不仅摘掉“南蛮”帽子，而且维持千余年的前列地位，丰厚的文化折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笔者认为所蕴涵的精华主要有 ：⑴创新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先秦就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吴越地域文化，后来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浙东学派”长盛不衰。首先或在文章体裁独创一格，另辟蹊径，例如王羲之的书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鲁迅的杂文，蔡东潘编撰二十四史演义的宏篇巨著；其次或在思想体系或文学艺术流派上推陈出新，代有高峰，哲学、史学、绘画、戏剧中各学派影响深远，少有亦趋亦步，故步自封的因循守旧，地方戏曲百花齐放，有越剧、婺剧等艺术奇筢。
⑵思想解放精神，浙江先民总以开阔的胸怀开风气之先，少受习惯惰性的束缚，这与临近海洋环境相关，梁启超先生有精辟的见解：“海上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能使起精神曰以勇气，曰以崇高，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如从哲学上东汉的王充大胆批判正统的董仲舒“天人感应”谬论；南宋的陈亮、叶适等开创“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浙江是中世纪后期批判哲学和启蒙思想的摇篮，它总是紧贴时代脉搏，从王阳明的心学继承了先贤们的主体与现实精神，诉诸良知，注重践履，冲出压抑人性、束缚思想的泥潭，促进人们突破经学和理学的藩篱。
进而诱导了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异军突起；以黄宗羲为首章学诚殿后的浙东学派承接王学之余绪，革新士林习气，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学术界；龚自珍在万马齐喑的沉寂中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呐喊，拉开近代化的序幕。
后来更受到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及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成为推进历史文化前进的动力，章太炎、鲁迅堪称一代宗师。在文学界南宋文坛陆游、李清照、陈亮以表现亡国之恨，渴望收复河山的豪放派诗篇占据主流；封建末世的文艺领域里，呈现明显的世俗化和自由化倾向，人性的解放左右了创作主流，李渔、洪升等享誉海内；“五四”时期新文学大军中有鲁迅、朱自清、钱玄同、陈望道、徐志摩、张修人等。
⑶开放融会精神：由于北方的战乱、南方相对稳定，加上自然环境优美，使大批北人南迁，包括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王羲之、谢灵运等都是名士，因而极大改变了浙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从秦汉时的“有罪吏民”的流放地，经东晋南朝的开发，隋唐时大运河开通后奋起直追，两宋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并保持至今。
何况因经商和出仕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古有“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的佳话，“绍兴师爷”、“宁波帮”名扬天下，故信息畅通，文化交流频繁。我省不但容纳了中原文化的精华，而且不失时机抓住西学东渐的契机，中西文化在此激烈碰撞，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科技，浙江学者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如李之藻、杨庭筠、李善兰学贯中西，开启东西文化交流的先河。
唐宋以后华侨大量出海谋生，人数位居前列，特别是近代留洋学生热潮迭起，涌现灿烂的科学群星。显然浙江文化包含的拿来主义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例如王充虽然批董但还肯定”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写过《问孔》、《刺孟》、《道虚》等可不排斥儒、道、佛的成分；王阳明虽是儒家，却吸取了佛教、道教的养料等可见一斑，难怪蔡元培先生破天荒地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
正因为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才名流云集，通过更新自我，不断输入新鲜的血液，始终焕发无限的生机和活力。⑷求实经世精神，我省许多思想家强调理论上实事求是，行动上经世致用，主张治学务必讲实理，求实效，并在实践中验证其是非，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譬如王充在《论衡》中有《实知》、《知实》中提出“实事疾妄”、“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等命题；陈亮、叶适的“义利双行”、“以利和义”命题；吕祖谦有“育实材而求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等；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观点。
浙江先民注重文化为国计民生服务，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物产，长期从事经商活动，越国大臣范蠡弃官从商，经营有方而富甲天下；唐代有大商人李德邻、李延赤、张支信和李处人等往返于日本与宁波、温州之间；兴盛一时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受浙东繁盛的商品经济之感染，标新立异地讲究功利，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黄宗羲进一步突破了根深蒂固的“重农邑商”传统观念，提倡“工商皆本”，反映了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处处表明浙江人大多拥有头脑灵活精明，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特质。
三兴学重教和耕读传家的民风之陶冶：古代私塾和书院星罗棋布，宋代就有书院167座，地方学校遍布；清代有496所；近代新学更是开风气之先，1897年求是书院（浙大前身）由廖寿丰创办；经亨颐先生组建的春晖中学与南开齐名，名师荟萃；解放前浙大由马寅初、苏步青、竺可桢、钱三强、谈家桢等主持，已获得“剑桥第二”的大名；西冷印社笼络大名鼎鼎的美术大师，师资阵容蔚为可观。
同时勾践的卧薪尝胆精神激发后人发愤苦读，民间期待成龙成风，崇尚知书达理，全家含辛茹苦，学子们也安贫乐道，好学上进，形成“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浓厚氛围，故绍兴人以读书求功名盛况空前，以出足智多谋的师爷庞大群体；东阳有“教授乡”、“博士县”的桂冠而闻名全国；金华有“小邹鲁”的别名。
进而社会各界纷纷慷慨颊囊，集资办学蔚然成风，包玉刚、邵逸夫等斥资助学功在千秋，正是说明重教传统世代相传，在当今发扬光大。还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藏书堪称一绝，建立藏书楼重于储存金银珠宝，自晋至清藏书家约400余 ，有天一阁、文渊阁、嘉业堂等，人们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
因而在优良文化气氛的潜移默化下，浙江具备全国首屈一指的人才库，二十五史中南宋列传人物占全国12‰；明朝占14‰‰；清朝占19‰，杭州、绍兴是盛产状元，对此梁启超、丁文江先生都有详细考证。四人文旅游资源之优势：首先，文物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全国第一批历史名城中杭州、绍兴、宁波榜上有名；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六处。
其次古迹不计其数，比如六和塔、兰亭、禹陵等，佛教名刹如灵隐寺、国清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更有河姆渡、良渚、马家浜古人类遗址。再次园林建筑占一席之地，，杭州为七大古都之一，仍有宋城遗留至今；东阳卢宅、兰溪诸葛八卦村、武义俞源太极村是研究古老文化的活标本。
再次工艺美术特产名闻遐迩，一方面丝绸、茶叶、瓷器、中药制作工艺精良，如绍兴黄酒、金华火腿等自古为皇家贡品，也成为传统出口产品；另一方面杭州织锦、宁波绣花、东阳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刻、浦江剪纸等名不虚传，能工巧匠层出不穷。
另外，浙江人还培植了众多农副产品，如龙井茶、金华佛手和茉莉、茶花；黄岩柑橘、磐安香菇、浙北湖羊等。最后烹饪技艺精湛，风味独特，五味调和，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杭州、宁波、绍兴菜又各有千秋，沈括、李渔、袁枚等都论述了烹调艺术，苏东坡不愧为美食家 ，“东坡肉”扬名四方，杭州的楼外楼令人留连，饮食文化大有学问。
现在亟待对这得天独厚的资源加以清理、保护，使古老瑰宝重新焕发青春。五人文与科学和谐发展之同步：只要粗略统计一下浙江人才分类，就显而易见，不禁发现这不仅出类拔萃、色彩纷呈，而且数量之多、门类之齐、成果之丰实属罕见，笔者仅以两宋为例，有哲学家“四明庆历四先生”和“永嘉元丰九先生”；金华、永嘉、永康学派等，文学家中词人周邦彦、诗人陆游等，史学家有王应膦，画家刘松年、夏圭、李嵩等，科学家沈括，发明家毕升，数学家扬辉等。
也可以清朝前期为例，思想家有黄宗羲、朱之瑜、龚自珍，诗人朱彝尊、袁枚，戏剧家李渔、洪升，史学家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发明家戴梓，建筑家俞皓，水利专家陈潢等。因而近代、现代无论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人才辈出，在全国独占鳌头，只有科学与人文的比翼双飞，才确保了浙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兴旺发达。
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有过精辟见解：“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成为发生正面的功能”。
浙江文化全面辉煌，经久不衰，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迎接科教兴国的挑战，我们有志气，有能力，不断开拓进取，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扬弃和抉择，在这片产生了无数栋梁精英的土地上再创辉煌，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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