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真的是无为吗？这样做又真的是符合自己
我觉得对于道家“无为”思想能否救世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更引向深入的吧？道家固是曾在社会政治上强调“无为”，在自我修养上强调“寡欲”，但实际他们的这种观点都是基于其对万有本体的认知而发出的，并且若不从它和其它学派的比较来分析，就很难充分突显出其哲学的特质。
众所周知，儒家和道家都与我们中国最早的哲学根本经典《易经》有莫大渊源。实际上，《易经》也是世界上最早彻知万有实体的一部经典著作，而且真正得《易经》大体的，实际也惟有儒家，而道家则失之一偏了。
本体是什么？它就是一元而更具复杂性者。但此中的诸复杂性又是可有序发展的，而其之所以能有序发展，则又因为其中一般是心为主、物为辅的，或者是物含载...全部
我觉得对于道家“无为”思想能否救世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更引向深入的吧？道家固是曾在社会政治上强调“无为”，在自我修养上强调“寡欲”，但实际他们的这种观点都是基于其对万有本体的认知而发出的，并且若不从它和其它学派的比较来分析，就很难充分突显出其哲学的特质。
众所周知，儒家和道家都与我们中国最早的哲学根本经典《易经》有莫大渊源。实际上，《易经》也是世界上最早彻知万有实体的一部经典著作，而且真正得《易经》大体的，实际也惟有儒家，而道家则失之一偏了。
本体是什么？它就是一元而更具复杂性者。但此中的诸复杂性又是可有序发展的，而其之所以能有序发展，则又因为其中一般是心为主、物为辅的，或者是物含载心、心主导物的，这才使得心与物虽势若相反而又毕竟不反，虽可分而又实不可分，从而能令整个实体相反相成，发展不已。
因此真知实体者，必明实体原自具有复杂性，且我们对于此诸复杂性亦应当尊心而重物，如此才能即用即体，举体成用。相反，我们若以为万有实体仅具单纯性，那就不可能有宇宙的层出不穷、进进不息、发展不已。不极相反，无由相成；不极复杂，无由发展。
无心，物无所主；无物，心无所运。所以唯心而遗物不对，唯物而遗心也不对，而惟有直下肯定万有本原或者本体是原自具有复杂性的，且在诸复杂性中我们又是应当尊心而重物的，这才于事实为切近。
这套哲学正是《易经》所要揭示的根本道理。
所以它对于宇宙发展直揭以“乾”“坤”或者“阳”“阴”二者的相反而相成，“乾坤成列”，则“易在其中”，主张尊“乾”而重“坤”，或者尊“阳”而重“阴”，而实质也就是尊“心”而重“物”。为尊心，它要求我们“安土敦仁”，如健行之天般地“自强不息”；为重物，它要求我们“辅相万物”，如顺承之地般地“厚德载物”。
但就是这个《易》理，儒、道二家所得却稍有不同。上述《易》理，后人实则大都皆是由孔子《易传》而得之的。然而若以之证诸《易》经，却也莫不若合符契。由此可知，儒家确是深得《易》理者。自《易》理观之，则我们必须尊乾而重坤、尊心而重物，如此就是即用即体、举体成用。
以此证诸孔子《论语》，则由圣人贵“仁”可见其尊心，而由其要求学《诗》可多识鸟兽之名亦可见其重物。《论语》尚且如此，则此后孔子门弟子及其后学之《大学》、《中庸》、《孟子》等等其所论亦必不悖《易》理为可知!
倘再以此《易》理观道家。
《老子》无疑是对体有所说的，而且也见到了本体原是一元而更具复杂性者，其有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可为证。此中“万物负阴而抱阳”，非“一元而更具复杂性者”而何？
但《老子》哲学虽有见于本体原具复杂性，却毕竟未见到此复杂性原亦是可有序而发展的，而且其中很关键的一点，也就在它未见到我们是当尊心而重物的。
就是在本体层次上的这点差异，从根本上构成了道、儒二家哲学之分野。
试想，若老子已见到我们当尊心而重物，则他又何可能发出“道失而德、德失而仁、仁失而义、义失而礼”的论调？倘其果见到当尊心而重物，则亦当如《易》所要求的强调吾人当如健行之天般以“自强不息”，如顺承之地般以“厚德载物”。
如此就不悖《易》理，而几与儒等矣。但其终于流于“无为、寡欲”，而“不敢为天下先”了!此即证明道家之学终未能如儒之得于《易》理般地强调吾人当作自家的主人翁，澡雪精神，提撕性灵，以参赞位育、辅相万物。
所以道家确是在政治哲学上以“无为”为核心，在人生哲学上以“寡欲”为本旨，并且这些也都是以其所见未真之体为根据的，而若纯任“无为”，也根本不能真正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境地，或者由“无为”而达到“大有为”。
自历史事实说，人们对道家“无为”思想现实影响的考察，常常都能想到汉初崇尚黄老无为思想的“文景之治”。毫无疑问，“文景之治”的出现，其中当然有黄老思想的某种重要影响。但是也很显然，我们似乎也不能将其完全归功于黄老思想。
我们应该都记得汉初学者陆贾反问高祖的一番话，即：“陛下能在马上得天下，尚能在马上治天下否？”秦汉之际连年战争，而我们同样也都知道大战之后有荒年，所以当时老百姓所急需的就是休养生息。因此，“文景之治”之所以会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原因，实际是汉初国家的最高决策层顺应了社会或者老百姓由乱转治的人心所向，而不是当时盛行黄老无为思想。
同样，不难想像，唐初之所以会出现“贞观之治”，其实也主要是由于这一点。
所以，归总一句话，道家确是主张“无为”的，这与他们对万有实体的根本见地是一致的，并且这一思想自现实政治的角度说也不无可取之处，但也由于他们对万有实体的根本见地是有误差的，因此若由其“无为”思想，实际并不能真正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境地，或者达到“大有为”，又或者来救世。
简括地说，道家确主张“无为”，这一思想也不乏可取之处，但它归根结蒂是与这一学派的未究本体的宇宙论，及消极避世的人生论相适应的。这大不同于儒家彻知本体的宇宙论，与积极入世的人生论。所以，若谓可由道家“无为”思想来救世，实不啻于是在画饼充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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