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共八大的路线的正确的?
50年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在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就是制定了一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1]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这条路线的正确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对这条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但很少有人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当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又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什么能达到那样的高度?[2]换句话说,八大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够制定出那样一条正确的路线?笔者...全部
50年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在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就是制定了一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1]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这条路线的正确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对这条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但很少有人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当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又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什么能达到那样的高度?[2]换句话说,八大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够制定出那样一条正确的路线?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对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会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同时也是对八大召开50周年的一种很好的纪念。
一、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在八大的筹备过程中,发生了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事件,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引发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
他们深刻反思苏联模式,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们既没有经验,也缺少资金和干部,因此,除了在外交上强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外,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向苏联学习,争取苏联帮助的方针。
这在当时来说,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苏联的帮助,也的确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事实证明,苏联的经验也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未必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苏共二十大揭开了盖子,打破了神化主义,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刻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等深刻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表现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主要是管的过多,统得过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3]这种体制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发布命令,直接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大权,严重束缚了地方与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措施和构想。针对我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4]“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5]刘少奇也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
”[6]为此,“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
”[7]
苏联模式的弊端,表现在政治体制上,主要是最高决策权往往集中于斯大林个人,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对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引以为鉴,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改革措施。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
[8]鉴于苏联的教训,该文继续指出:“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9]1956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10]刘少奇在八大中也指出,“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