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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思想的阐述

从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中，我们便可发现其权变思想。所谓“易”者即变的意思。易包含“简易”、“变易”和“不易”，认为事物无不处于“简易”“变易”“不易”的状态。所谓“简易”就是简单的变化，或者可以说是改变性质而不改变形态,或改变形态不改变性质,或改变部分性质和部分形态。 “变易”则是指全部改变，即改变性质又改变形态。“不易”则是指不改变形态，也不改变性质。 　　《易传》指出:“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逐成天下之文，相其数逐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塾能与于此!”也就是说，阴阳交错相互位置发生变化时了解其中的规律就能了解天下万事万物的奥谜。 对于什么是“变通”《易传》指出:“...全部

  从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中，我们便可发现其权变思想。所谓“易”者即变的意思。易包含“简易”、“变易”和“不易”，认为事物无不处于“简易”“变易”“不易”的状态。所谓“简易”就是简单的变化，或者可以说是改变性质而不改变形态,或改变形态不改变性质,或改变部分性质和部分形态。
  “变易”则是指全部改变，即改变性质又改变形态。“不易”则是指不改变形态，也不改变性质。 　　《易传》指出:“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逐成天下之文，相其数逐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塾能与于此!”也就是说，阴阳交错相互位置发生变化时了解其中的规律就能了解天下万事万物的奥谜。
  对于什么是“变通”《易传》指出:“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住来无穷谓之通”。也就是说，比如关门和开门，关门可以说是“坤”，闭门可以说是“乾”，一开一关就是变，往来无穷就是通。《易传》还认为“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并且还对变通的目的作了精辟的说明: “变而通之以尽利”也就是说要尽其利必须要对事物进行变而通之的认识和分析才能达到目的。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事物与事物之间常有不尽相同之处，我们在了解了一类事物的一般性规律之后还要根据其具体情况作一些“化而裁之的工作”只有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和变化，才能将所办之事推而行之。
  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规律性有一定的理解和理性认识之后，必须把握机宜，适当变通运筹，一切功德就是在这种变通过程中产生最大利益的，只有进行适当的变通才能将事性处理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很好地体现了变通思想和权变观念。
  正是由于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千百年来启示了许许多多饱学之仕，并在他们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发展和丰富，使中国民族文化和智慧不断得到宏扬，在各个领域都结出了硕果。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权变思想发源于《周易》。
   正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指出：“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２０页）当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也对中国传统文体和哲学思想大为赞尝他在其著名著作《探索复杂性》（《ploring Camplexity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一书中文序中指出：“只要对于中国文化稍有了解，就足以使访问者惑受到它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合谐。
  这种整体合谐是由各种对搞过程间的复杂平衡告成的。在本书中一种类似的情景将以平衡条件下物理定律的当然结果而到处呈现出来。”他还指出：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整体观点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综合的观点是中国人思想源远流长的观点，这个观点对研究协同学非常重要。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在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因此，我们应当超出系统的部分特性而在整体上综合地理解、掌握系统。”（哈肯《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从西方古今先哲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和看法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有着极其丰富的宝藏。
  对此深入了解和研究将启示我们更深刻地揭示复杂世界的规律起到积其重大的作用。我们今天许多学者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叹“为什么古代哲人在相当愚昧的背景下，能有那样不可思议的系统思维和成就？这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进程中，除了逻辑推理之外，是否还需要非逻辑如直觉的方法？可以肯定地说，像《易经》那一类史诗般的巨著，其意义并不在它所揭示的那些哲理而在于它能够产生的本身。
  （《系统思想的轮回》１５页） 　　可以这样认为，权变理论是研究正确的理论如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进行自动调整更好地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是研究各种理论与实际差异的存在的基本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根据理论与实际的差异进行调节的一门科学。
  它企图引导掌握了正确理论的人们更加正确地把握世界的客观规律。 (它不能将错误的理论引向正确认识世界的方向。 将错误的理论进行权变只可能“走火入魔”)。 由于它具有强烈应用性，因而对决策、领导、管理等各方面，不管是决策方案的制定，措施、步骤的研究都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
  的“常道”；能够叫得出的名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常名”。如果说老子著作中的权变思想还比较朦胧和模糊的话，那么，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中，权变思想可以说已经十分清楚而具体了。《孙子兵法》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也就是说，他的兵法只是基本的“色”、“味”及基本的音阶一样的东西那样，要真正成曲、成菜、成画还需要作适当的调配。在打仗方面必须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等具体条件进行战略战术方面的变化。
  才有成功的希望。如后来的“破斧沉舟”、“背水设阵”、“空城之计”( 虽然它可能只具有艺术真实)便是自觉运用了权变思想的结果。 强调了兵法必须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对兵法进行权变才能取得胜利。
  在历史上三国时代，马谡失败的教训可以说是比较深刻的。从他的失败来看，根本原因也就是他只知《孙子兵法》的书本，而不会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而调整战略战术，不懂得在兵法的实际运用中必需进行权变造成的。
  就如我们的改革理论和一些经济理论一样，如果我们一味效仿别人，以为别人成功的我们已可以不加分析地照原样地去干也会成功。不管天时、地利、人和的不同，不管时代的差异，内外环境的变化，不管国情的不同，条件的差异孤立地照搬、照抄、照套显然是不行的。
  权变理论正是企图引导人们向这方面进行探索。 我国著名系统学家魏宏森在《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一书中指出：“系统思维犹如一块璀烂的瑰宝，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思维中熠熠生辉，中国古代传统系统思想在现代世界得到格外珍视，被看作智慧的源泉，未来的希望。
  ”确实中国人在几千年来就具有系统的思想。这种思想和思维方式儿千年来一直在启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学说，不管在中国古代的“八卦”还是“五行学说”人们都将世界的事物抽象成儿个要素并试图探索它们之间要素与要素的关系。
  如“五行学说”中的相生相克关系；“八卦”中的阴阳“消长关系”等等。 儿千年来中国人总是把事物的“消长”、“变换”看成是一个系统之间的变易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变化过程来看待的。
  这种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除了符合辩证法思想之外，它还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简单的系统思想。因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被人们看作东方智慧的源泉就不难理解了。正如著名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学者普里高金（Ｉ。 Ｒrigogine 1917──)在《从混沌到有序》著名著作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中国我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一个启迪的源泉。
  ” 其实更令人惊奇的是，从今天我们许多边缘学科和横断学科的研究来看，我们越来越发现儿千年前中国古人有着多么了不起的思维方式。比如系统科学，我们可以从“五行”、“八卦”里找到类似的思想观念。
  可以从《易经》《孙子》《旬子》《韩非子》中找到“权变”思想观念的端倪。现代在系统论研究的前缘地带，人们发现了一种“全息理论”，即把在生物界存在的全息现象推广而到整个宇宙事物。从近年来的“克隆”技术的突破，完全证实了生物界的全息性。
  从而推论世界本身很可能具有全息性。并认为“每一部分都包含其它部分。同时它又被包含在其它部分中。它构成了其它部分，又为其它部分所构成。”由此形成的宇宙全息律则进一步被表述为：“部分与整体全息。即亦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浓缩而整体则是部份的放大。
  它所显示的路径是通过部分来透视整体”（《系统思维轮回》王诺１１７页）。虽然生物上的全息律在“克隆”技术发展的今天才得到证实，而在全息理论上，中国古人在儿千年前就认识了事物的全息性。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人的“阴阳”学说来看中国古人对世界全息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人将世界万事万物都抽象出一个“阴”和“阳”的概念。于是从天到地，从人到物，一技一叶，一种一群无不体现“阴阳”特性。男人与女人相对为一阴一阳，而阴中又有阳，阳中又有阴。阴中有“阴中之阴”，阳中亦有“阳中之阳”。
  甚至在每一个小部分上都可以分出阴阳来。这种把世界抽象为阴阳而进一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一种世界全息理论的认识方法。中国的古人就是用这种全息理论去观察、了解、认识、预测未知事物规律的。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中国人的这种“系统观”“权变观”“全息观”才使以中国人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在几千年来一直散发着耀眼的光茫。
  特别是几千年来着这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周易》之中显然包含了“系统观”“权变观”和“全息观”这几种认识事物的科学观念。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