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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我国(或各省市)经济

1979—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转轨。即从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开放化、市场化经济转轨。20年的经济转轨是一个多层面的历史过程，其先导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轨，其主体或实质，是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 围绕这一主体，整个经济转轨包括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轨两个侧翼。 20年的经济转轨过程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是经济转轨的准备阶段。其间分别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经济工作以经济调整为主，改革为辅，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轨准备了历史条件。 第二阶段：1985——1988年，是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全部

  1979—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转轨。即从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开放化、市场化经济转轨。20年的经济转轨是一个多层面的历史过程，其先导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轨，其主体或实质，是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
  围绕这一主体，整个经济转轨包括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轨两个侧翼。 20年的经济转轨过程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是经济转轨的准备阶段。其间分别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经济工作以经济调整为主，改革为辅，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轨准备了历史条件。
  第二阶段：1985——1988年，是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其间，经济体制改革上升为主导，经济体制转轨启动，经济发展中出现宏观失控等问题，埋下经济转轨出现局部与暂时逆转的种子。第三阶段：1989——1991年，经济转轨遭遇挫折，甚至出现局部逆转和倒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呈收缩态势，但为经济转轨进入新的阶段准备了历史条件。
  第四阶段： 1992——1998年，经济转轨全面推进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主旋律，经济增长方式转轨被提上议事日程。伴随知识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备了新的基点。伴随政府机构改革的全面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进而经济体制转轨可望有真正突破。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轨：四个层面 1957年以来，中国在有关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过四个方面的偏差。其一，定位偏差，把经济建设与发展放在党和国家工作的次要地位；其二，方式偏差，运用指令型计划经济建设；其三，模式偏差，采用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的、封闭的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模式；其四，方针偏差，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出现诸多背离客观经济规律的失误，如“大跃进”、“三线建设”以及“洋冒进”等。
  正是由于这些偏差，中国经济发展在1957年以后陷入了停滞。因此，实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很自然地成为1979年以来整个经济转轨的先导。 首先，纠正定位偏差，确立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首要地位。
  这一转轨的契机是“文革”十年导致的经济全面停滞，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酝酿于1977—1978年间，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工作重心转移决策。到中共十二大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一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这一转折基本完成。
  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已基本转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轨道。十四大确立的“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原则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新的指导思想。 其次，纠正方式偏差，确立了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运用市场机制的力量推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方式。
  这一转轨的契机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提出。1978年7、8月份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就提出了要按照经济规律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的问题。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开始有市场导向的萌芽。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中，市场导向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中共十三大提出的“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又朝市场导向型经济体制迈出一大步。
  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从根本上确立了市场导向指导思想，在指导思想上最终完成了经济建设方式的转轨。 第三，纠正模式偏差，摒弃了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的封闭型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开放型经济建设模式。
  早在1979年9月，国务院计划会议上提出的经济工作必须完成的三个转变中，就包括从闭关自守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转变。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
  此后，对外开放逐渐被当作一项基本国策确立下来。80年代后期提出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及90年代中期提出的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则标志着对外开放指导思想的确立。 最后，纠正方针偏差，逐渐确立并实施了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
  70年代末期确立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是这一转轨过程的起点。80年代以来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演变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具体来说，这一演变过程中具有下述几条基本线索：其一，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调整到80年代末的“治理整顿”，再到 90年代中期的结构调整；其二，从80年代初“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87年“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最后到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三，从1981年经济建设新路子到90年代初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再到9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提出，最后到近期“知识经济”的提出等。
   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与特征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核心是从传统单一的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轨道，即由行政指令型资源配置机制过渡到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起点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经过20年的改革，这一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如年代中期，中国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典型的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并存的“双轨型”经济体制。
  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增强。计划手段在宏观经济运行与中长期经济运行及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手段在微观经济运行与即时经济调节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据笔者估算，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为45％左右，接近了美国55。
  6％、英国50。4％、德国 50。6％、法国47％、日本46。6％的水平。另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60％。1996——1998年，市场因素进一步成长，已经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
  其标志是： (1)作为传统计划经济存在性的重要依据和特征的短缺现象已基本消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运作基础的买方市场格局已初见端倪。据国家商业信息中心对601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排队分析，1998年上半年供过于求、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已达100％。
  短缺现象第一次在统计意义上消失。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型向市场约束型转变。短缺现象的消失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和作用的前提与基本条件，也是市场体制因素的成长和作用已达到相当程度的标志。(2)市场性价格机制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价格形式。
  在资源配置的直接手段中，市场价格机制已占支配地位。就生产资料的配置来看，1997年，我国实行计划价格的生产资料有11种，到 1998年，下降为5种。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一些论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渐进主义”、“增量主义”、“体制外成长”等观点。
  这些概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的特征，但又有各自的片面与不足之处。“渐进主义”说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长期性、探索性，但主要涉及改革与转轨的动态过程特征，而没有揭示这一过程的制度变迁的特征。
  “增量主义”说与“体制外成长”说揭示了新的经济体制因素成长过程的特色，但未揭示旧的体制因素是如何退化与削弱的；揭示了改革与转轨的时序性、递进性，但未揭示新旧体制因素是如何此消彼长的。 笔者认为，目前尚难以从理论上抽象出足以囊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全部特征的一个概念性命题，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兼具多种特征，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特色的制度变迁过程。
  从改革与转轨的动态过程来看，一方面具有长期性、探索性、循序渐进性，另一方面有时也具有激进与快速推进的性质，如1988年的价格改革。从改革与转轨的时序设计来看，既有零碎的、步骤依赖性的增量主义特征，如财税制度改革，也有基于理性分析和选择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的理性主义特征，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案。
  从新旧体制因素的消长关系与过程上看，既有新体制因素从原体制外逐渐产生和发展的“体制外成长”特征，也有通过改革旧体制，在旧体制基础上成长出新体制因素的“体制内演变”特征。 尽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有困难，但我们仍可以从实证以及比较的角度概括出这一道路的诸多特色。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过程具有不同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经济体制弊病充分暴露，经济生活的矛盾已经恶化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改革与转轨是外在力量逼迫的产物。
  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生，也有传统经济体制难以为继这类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于“文革”结束后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在思想认识上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理性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这种理性选择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历史路径。
  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由于，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较之原苏联“版本”来说更具有灵活性，例如地方经济权限相对较大、集体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选择“体制外成长”的方式来培育新的经济体制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尝试，例如，1956年，曾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发生学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形态学特征。 从形态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从路径依赖理论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每一个步骤都受上一个步骤的影响与约束，同时也影响和约束下一个步骤，甚至决定下一个步骤的走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呈现出这种特色。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即是如此。
  “文革”结束后，党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恢复形成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复出的土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削弱了原有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客观上要求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最近，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又决定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路径。
  国有企业改革与转轨的过程也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色。原有国有企业体制的特色决定了改革只能从放权让利人手。这不仅因为历史上(1956年)曾有过这种设想，而且因为原有国有企业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企业缺乏自主权利。
  放权让利是改革之初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且最易于实施的改革步骤。放权比利的实施以及原有计划体制的松动逐渐增强厂企业的市场主体性质，这又决定了接下来的改革步骤，即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市场主体性的成长进一步要求有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框架与之相适应。
  2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正是遵循放权让利→构建市场主体性→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路径展开的。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过程的铺展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色彩，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详述。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相对于经济体制转轨来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不很起眼、悄悄发生的过程。
  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是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这十条建设方针的实质是要寻找一条经济效益较好、速度适中、结构较合理、人民所得实惠较多的经济建设新路了，实质上是希望改变传统的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益、低消费的外延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在中共十五大上，将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提，同时上升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高度。近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知识经济的提出，则进一步赋予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意义和长远意义。 虽然20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转轨，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首先，在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式方面，初步改变了原有的大起大落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格局，出现了相对平衡的小幅波动格局。建国后前30年经济增长的波动呈现出频率高、波幅大、造成的损失大等特征。1957——1977年间，经济增长出现5次波动，平均4年一次；波动幅度大，有三次波动(1957——1961年以及1969—1972年，1975——1976年)出现负增长。
  其中，1957——1961年间波动的波幅达51％，超过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波幅。经济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巨大。近 20年来，经济增长的运动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期间，经济增长呈现出小幅波动特征。
  真正既有统计意义、又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波动只有两次，即 1978——1991年和1992——1998年间的两个起落。可见，这20年间，经济增长的波动总体上说不仅频率较低，而且波差较小，没有出现负增长。
  经济波动多是良性的，没有损害经济的快速增长。 其次，在经济增长的动因格局方面，初步改变了原有的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外延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变迁、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加大，内涵式、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初具雏形。
  建国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有形要素的投入驱动的。1957——1978年间，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分别为49％和31％，技术进步的贡献只占20％。外延性要素投入的贡献占80％，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外延型特征。
  20年来，经济体制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技术因素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体制变迁与技术进步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计算，1979——1988年10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4％，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为23％，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的贡献则达53％。
  1989——1997年间，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驱动力的下降，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人的贡献份额略有上升，分别上升到26％和27％，与此相应，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贡献份额下降到47％。
  但是，从总体上说，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改变以外延性要素投入为主要驱动因素的格局，经济增长动因格局开始向内涵型、集约型方向转变。 第三，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格局方面，开始摆脱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
  建国后30年间，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在生产力方面，传统生产技术与现代生产技术并存；在经济形式方面，商品经济成分与自然经济成分并存。1956年以后，整个经济甚至退化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1979年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趋向成熟，并开始向一元的现代经济转化。其基本历史线索是：农村改革催发了农村经济中长期被压抑的增长潜力，农村经济迅速增长，为二元经济结构的成熟和转化提供了原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与市场的扩大从两个方面同时促进工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浪潮，不断冲击自然经济格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推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四，几点总体分析和结论 综观近20年来中国经济转轨过程，可以得出下述几点总体性的结论。 其一，20年转轨的核心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这20年间，从生产力角度看，中国经济从以手工劳动和手工技术为主体的经济向以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技术为主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生产技术转变；由自我封闭式的经济体系向开放式的经济体系转变。
  从经济形式角度看，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变。从经济体制角度看，由传统的单一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经济结构角度看；由传统的二元经济格局向一元的现代经济格局转变。
  从经济增长方式角度看，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向现代的集约式、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其二，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转轨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性驱动因素。这20年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转轨最为深刻、全面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综合经济实力提高最快、经济整体素质改善最快的时期。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经济全面转轨与经济全面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经济全面转轨是经济全面发展的深层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实现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从根本上还取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各方面的转轨。
   其三，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出现了大量的“摩擦”与冲突，有时甚至出现逆转与倒退。传统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转轨中，出现了新旧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新旧经济体制因素以及新旧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急于求成指导思想一再出现，并先后于1995年，1992年引发经济过热；教条地强调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僵化保守的思想一再约束人们的行为．制约人们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常步伐。在经济体制方面，一些政府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老体制的保护者。
  扭曲改革甚至阻碍改攀．出现了老体制制约新体制。死体制抓住活体制的现象。新旧经济体制因家的斗争尚处在难分胜负的”胶着”状态。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强调外延因素投入、重视产值和速度而忽视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存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构筑扎实的物质基础与体制基础，经济发展尚未真正走上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
   其四，中国经济转轨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从根本上取决于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现经济转轨的先导，随着转轨的推进，解放思想的重要必性会变得日益突出。这是因为，随着转轨的深化与拓展。
  我们面临的与我们自己头脑中的框框与理念相冲突的新事物会越来越多，这些新事物与我们自己头脑中原有现念的冲突会越来越深刻。如果没有更为迅速和深入的思想解放，中国经济进一步的转轨就会受到日益严重的制约与掣肘。
  从这个意义上说．指导思想的转轨，今后仍然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先导。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