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相关介绍
翰•加尔文(John Calvin)于1509年出生在法国匹卡迪地区的诺阳市（Noyon）。后来，当加尔文长大成人时，有时谈及自己是“一个来自普通老百姓的人”，但是，尽管他的祖父辈是船夫，或是酒桶制造商，但他父亲格拉德（Gerard）却已经在社会地位上有所上升，担任公证人的职位，并且是教会的登记员。 他与一个客店老伴的女儿结婚，共生了四到五个孩子，加尔文排行老二。他在学校里成绩非常突出。他父亲与当地主教的关系很密切，在加尔文十二岁的时候，就为他取得了教会中的任命，使他成为教会的“教士”，并领受了罗马天主教的削发仪式。 很显然，父亲想让他以后成为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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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加尔文(John Calvin)于1509年出生在法国匹卡迪地区的诺阳市（Noyon）。后来，当加尔文长大成人时，有时谈及自己是“一个来自普通老百姓的人”，但是，尽管他的祖父辈是船夫，或是酒桶制造商，但他父亲格拉德（Gerard）却已经在社会地位上有所上升，担任公证人的职位，并且是教会的登记员。
他与一个客店老伴的女儿结婚，共生了四到五个孩子，加尔文排行老二。他在学校里成绩非常突出。他父亲与当地主教的关系很密切，在加尔文十二岁的时候，就为他取得了教会中的任命，使他成为教会的“教士”，并领受了罗马天主教的削发仪式。
很显然，父亲想让他以后成为神父。
到了时间，年轻的加尔文就前往巴黎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但是，不久他父亲和诺阳主教发生了争议，就决定不再让他的儿子将来做神父，所以就吩咐他离开巴黎，到奥尔良去研读法律。
加尔文也按父亲所吩咐的去做了，但在1531年他父亲去世，加尔文得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他回到了巴黎。但是。此后不久他又返回了奥尔良完成他的法学研究。他在巴黎出版了第一部文学著作，是对古罗马帝国作家塞尼迦的评述。
那时，他已经深深地受到帝国宗教改革者思想的影响；他们给他的良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关于他具体的归正，我们所知甚少，这一点他和马丁•路德截然不同，在他自己后来的著述中很少谈及他自己，但他也确实说了一些（而且每个字都是值得注意的）：“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想让我学神学……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就打发我去学法律……直到受到在他奥秘的护理中，最终把我的人生扭转到另外的方向。
藉着突然的归正，他把我多年来顽梗的心驯化为受教的心，因为当时我深深地沉迷在教皇派的各种迷信之中，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从这样的泥潭中救拔出来。”“突然的归正”！（a sudden conversion），翻译为“突然”的这个词也有“出乎意料”的意思，因此加尔文的意思也许是说，他的归正使他自己大吃一惊，甚至比别人更是感到惊奇。
但他显然是归正了，而且这一事件为抗罗宗基督教带来了许多巨大的成果。
加尔文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其冷静和真诚的程度都超过他的年龄。在巴黎他的作风是如此地严格，他的一些同学就给他起绰号，称他为“检察官”（the accusative case）。
他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读书的时候。他的判断几乎不出差错，他绝不会因为人夸大其词就受其影响，也绝不会因为别人的极度热情就随波逐流。他所顺服的是自己的理性，而不是激情。但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爱，充满了对上帝的子民的爱、在当时所有的改教者中，再也没有人比加尔文给上帝的教会带来的益处更大的了，因为他们都没有像加尔文那样，用祷告的心态研读圣经，如此深深地挖掘，并且从上帝圣言的矿藏中带出如此之多的真理的精金来。
现在加尔文公开地站在巴黎被藐视受迫害的抗罗宗人士一边；他尽量地探访他们，安慰他们。他的朋友柯普（Nicholas Cop）杯选为巴黎大学的校长，看来是加尔文帮助他起草了就职宣言。在这篇就职宣言中，柯普攻击了罗马天主教，主张按照路德所倡议的模式来改革教会。
当时法国的荒地弗兰西斯一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下令逮捕异端人士。柯普在事前得到通报，就逃离巴黎，最后在瑞士的巴塞尔找到庇护的地方，多年前，他父亲就安家在巴塞尔。至于加尔文，有些记录说，他是从他所住的房间里坐在一个篮子里溜到窗下逃跑的，但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
其他记录只是告诉我们，当敌人搜查他在巴黎所住的房间时，发现他并没有在那里。在一段事件的流浪之后，1535年，他也在巴塞尔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巴塞尔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城市，当时居住着很多难民。伊拉斯谟当时也住在巴塞尔，他死于1536年，另外在那里的还有布林格、法雷尔（William Farel）和其他人。
这个城市讲德语。加尔文并不说德语，但那里也有够多的人说法语，这使他感到如在家乡一样。同时，那时的学者都能用拉丁文对话。
这时候加尔文主要做两方面的事情。首先是帮助罗波特（Peter Robert）把圣经翻译为法文，同时写作后来著名《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书，这是一篇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论文，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基督教简介》（Instructions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这本书题献给了法国国王，加尔文试图说服他，迫害那些领受改教信仰的人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并没有任何圣经上的根据。这本书1535年在巴塞尔出版。后来这本书一再重版，并不时添加了一些材料，除了圣经之外，这本书成为有史以来关于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一本书。
加尔文在巴塞尔住了一年多，然后迁往施塔斯堡（Strassburg），但是因为当时弗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之间的战争，路途非常艰辛。他不得不绕道南部，这样做就得计划在日内瓦停留一夜。法雷尔听说加尔文来到了日内瓦，他也是一位法裔改教家，已经在日内瓦做工，当他认为基督的事业确实需要时，他是完全能够使用强烈的言辞的！还是让加尔文自己解释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吧：“法雷尔具有非凡的火热之其情，一心要推动福音的拓展，他想方设法要留住我。
当他得知我已经决定一生从事独立的研究，并见到所有的请求都无济于事时，他就接着说，现在如此急需帮助，假如我拒绝援手，上帝必要咒诅我所寻求的隐居的安静的研究。我当时感到震惊，就放弃了我所计划的行程；但是，我晓得我生性怯懦，就不愿意接受任何特定的职分。
”
年轻的加尔文，当时27岁，就这样进入了他第一次在日内瓦的停留。
法雷尔和加尔文都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听众有很多。但是，这两个人并不满足于仅仅让人听到，他们想让他们成为践行上帝圣言的人。
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就引进了严格的劝惩制度，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太严厉了。那些恨恶劝惩制度的人――他们称自己为自由派――就发挥他们所谓的自由，而不如是发挥基督徒的美德。最终他们赢得日内瓦议会赞同他们的一件，结果法雷尔和加尔文很快就被赶出了日内瓦。
仿佛改教的工作就这样很羞辱地以失败而告终。
离开日内瓦之后，加尔文回到了施塔斯堡，在那里他成为一个法国难民组成的教会的牧师，他竭力按照新约圣经的教导来阻止这个教会。他编辑了一本唱颂诗篇的集子，其中附有玛罗特（Clement Marot）合乎法语韵律的翻译，一些译作出自加尔文自己之手。
这就开始在改教教会中普及诗篇的唱颂。那时，他也撰写圣经注释，在各种会议上为真道争辩。在施塔斯堡，加尔文也决定结婚，他所选择的新娘是一个寡妇，名叫芮（Idelette de Bure）。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雅各，但这儿子只活了几天。
加尔文在施塔斯堡生活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罗马天主教试图再次控制日内瓦。但在上帝的护理中，加尔文的一些朋友成功地获得了对日内瓦市议会的控制，并且决定邀请加尔文回来。加尔文不愿意返回，并不是因为以前的放逐损害了他的面子，而是他怀疑自己是否就是日内瓦当时的工作所需要的合适人选。
1541年，他最终同意返回。日内瓦的人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加尔文的到来，开始用上帝的话语来规范日内瓦的社会和宗教生活。对青年的教育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一开始的时候，加尔文礼拜天讲道两次，在一周内的其他时间讲道三次，但从1549年开始，他每个礼拜天讲道两次，然后其余的时间每天讲道一次。
加尔文的工资是每年500弗罗伦斯，这个工资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目的在于使他能够接待一些经过日内瓦的客人。另外，还给他一笔津贴，用于购买小麦、酒和衣服。同时，还为他提供了一座房子和花园。
当时酒是通用的饮料，而茶和咖啡则是那时的欧洲人所不知道的。对于像加尔文这种地位的人而言，这样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然而加尔文对于这些外在的表现和生活中的“好东西”很少留意。当他返回日内瓦的时候，得到了一件赠送的宽大的斗篷，这显然是他极其需要的。
加尔文重新回到日内瓦定居下来，这事发生在1541年的9月份。在宗教改革历史上，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因为他很快就披上了路德所遗留的衣衫，他的工作和著述的影响很快传遍欧洲的各个地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研究西方文明，却忽略加尔文，就是“闭着一只眼睛读历史书”。
随着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展开，这句话的真实性更加显得清清楚楚。
到十六世纪中期的时候，约翰•加尔文已经成为当时抗罗宗宗教改革最突出的人物。路德在1546年去世，此后一切确信罗马天主教谬误的人都转向加尔文寻找引导。
日内瓦的地理位置，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成长，使得日内瓦及其领导人被视为一个联络点。特别是对于那些因受到迫害而流亡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日内瓦成为那些生活在危险之地的抗罗宗人士避难的港湾。
日内瓦的城门始终向那些难民敞开着，为 他们提供安全的栖息之地。其中一个在日内瓦避难的难民就是来自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那些向在将来假如福音侍奉的年轻人，也都从中欧和西欧来到日内瓦学习。
正是在日内瓦，有几个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避难者开始重新把整个圣经翻译为英文。第一版在1560年付印，很快就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抗罗宗人士宠爱的版本。当然，加尔文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工作，但是，因为他对那些负责此事的人有巨大的影响，路途和他的教导显然以间接的方式影响到了这一英文版本的圣经，特别是其注解部分。
这一圣经译本也促进了清教主义在英格兰的发展。甚至知道著名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在1611年出版，日内瓦英文圣经又继续印行了三十年。
在加尔文所处的时代之前，不曾有过任何一个欧洲城市向日内瓦这样，如此彻底地为宗教目的而组织起来。
目标就是由教会规范其成员和整个社区的生活。日内瓦非常有次序，“几乎整个城市都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整个城市划分为三个教区，礼拜天指定五个牧师、三个助理牧师分别在拂晓、重物和下午的时间带领敬拜。另外，礼拜一、礼拜三和礼拜五也有敬拜。
在这个由一万三千人组成的城市中，一个礼拜竟有十七次讲道！正如文明在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加尔文本人也经常在大教堂中讲道。每个季度有一次圣餐。如果不参加敬拜，就会被处以罚款，还专门指定人来处理那些犯规的人。
至于年轻人的教育，一切都有仔细的计划。年轻人一开始就接受教理问答的教导，在教会中提供有关的课程。然后是上学，在学校里，不仅教授阅读、写作、算术三们基本课程，还讲授拉丁和希腊古典文学，另外还有逻辑课，甚至还开始修辞方面的课程。
一切有能力的人，还可以学习希腊文新约圣经。当然，大量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基督教教义上。还有常规的圣经教导，大量唱颂诗篇，殷勤参加讲道和各种讲座。
在学校之外还有学院或大学，这是教育体系的皇冠。
每周上27堂课。学院的领导就是神学院院长，他负责整个教育体系。有拉丁文教授，希腊文教授，希伯来文教授，还有人文和神学教授。学院还设置了各种奖学金，勤勉和杰出总是得到表扬。
毫无疑问，在加尔文所处的时代，以及随后的许多年里，日内瓦塑造了大量，假如不是成千上万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至于市民大众，有各种各样的法律规范他们的饮食、买卖、服饰和品行。但是，必须牢记的是，所有这些法律都是市政府自由制定的，而且当时大部分市民不仅接受，还表示欢迎。他们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受到规范。
自然也有不和谐的因素。并不是城市中所有的市民都希望“离弃不虔诚、世俗的邪情私欲”，按照圣经和法律所要求的那样“严肃、公义、敬虔地度日”，加尔文时时受到各种滋扰。但是，他绝没有松懈，继续努力带领人们行主的道。
总体而言，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所有人都知道，也都感受到他的个性和影响。
加尔文的敌人从没有忘记攻击他的就是异端瑟维特之死，这事需要文明特别注意。瑟维特之死确实发生在加尔文实质上控制日内瓦之后，尽管加尔文当时并不是市政府的正式成员，他对市政府并没有正式的影响，但他对市政府确实有道德和属灵方面的影响。
瑟维特否定三一论，罗马宗教裁判所已经定他为死罪，要用火刑把他处死。但他逃离天主教人士之手，却不明智地来到日内瓦，他被人认出来，并审判他是否犯有异端之罪。他努力为自己辩护，变得非常富有挑战性，甚至指控加尔文是异端，要求把加尔文处死。
但是，整个相信抗罗宗的人士都站在加尔文和日内瓦议会这一边。日内瓦议会最终吩咐人把瑟维特活活烧死。加尔文为这个异端请求温柔一些的处死方式，但是并没有得到议会的准许。
加尔文显然有错误，并不是因为他抵挡瑟维特的异端思想，他予以全面的揭露，而是在于他接受当时普遍接受的当把异端分子处死的立场。
我们都倾向于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标准来衡量从前时代的人。不幸的是，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因为异端思想而把人判处死刑是当时通行的做法。当时的罗马教会也把无数的抗罗宗人士判处死刑，甚至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过去也是这样做。
假如他们抓住瑟维特的话，也会用火刑把他处死。不幸的是，在这个方面，加尔文也没有避免他那个时代的谬误。但是，我们还是强调，加尔文并不希望把瑟维特送到火堆上烧死。“尽管在十六世纪有成千上万的抗罗宗人士在罗马天主教迫害者的手中遭受同样的苦难，但是，人们仅仅为加尔文与瑟维特的烧死一事有份，就一直不断地诽谤加尔文”，这个评价是正确的。
也许上帝容许他自己的孩子在地上的时候身上有污点，目的在于不让人们把他们偶像化，对他们顶礼膜拜。
加尔文的身体非常脆弱，疾病缠身。禁食和研究也使他的身体更加脆弱，因为他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
要完成加尔文所做的事，即使对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而言，也是一个繁重的任务，更不用说向加尔文这样脆弱多病的人了。但是，对于大量的工作，改革家从来没有退缩。如果他不是在讲道，那么就在写圣经释论。如果他不是在写圣经释论，就是在提笔写信，因为他给大量的人通信。
他总是给别人提供建议，想方设法拓展上帝的国度。不幸的是，他妻子在他们结婚之后九年就去世，在加尔文的余生中，他始终缺乏只有妻子才能提供的照料。
加尔文最直接的影响是通过他的教导传递的。学生团团围在他的身边，他们返回家乡，在欧洲成为抗罗宗的见证人，他们的心思意念中充满了加尔文所讲明来自圣经的伟大真理，把福音之光传递到四面八方。
他们大多数人都成为“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
宗教改革确实是上帝的工作，从上帝所选择使用的人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是各适其用。上帝教会之大厦的房角石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他永远是不动不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8）。
上面的建筑已经破旧，那些宗教改革的先驱们（威克里夫、胡斯和萨沃那柔拉）已经差会了一部分。然后，路德来了，他彻底铲除了上面的建筑，并且开始树立新的建筑，既纯正，又坚固，老老地建立在上帝圣言的基础上。
然而，这一大厦还是留给了约翰•加尔文这位大师级的建造者。他敏锐的头脑使他能够仔细地阅读大师的蓝图和规格，他就是根据蓝图和规格一一建造，他所做的是如此完美精确，直到今天，他的工作都对基督教教会有着持续的影响。
在他死前两三年，加尔文比平常病得更严重，假如他的病还能更严重的话。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减少工作量，他回答他们说：“你想让主发现我无所事事吗？”他被人抬着参 希望参加的会议。1564年3月，他被抬到市政大厅参加议会的会议，他为他们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几周后，日内瓦“小议会”堂房卧病在床的加尔文。5月27日，末期临近了，直到最后加尔文始终头脑清醒。他死时54岁。就像一个蜡烛，他渐渐消损，却把光明给予他所在的时代。他的丧礼很简单，为了避免那些 追随他的人在悲哀之中创造新的圣徒崇拜，他被埋在日内瓦普通的墓地，没有树立墓碑，正如当初的摩西一样，“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申34：6）。
他的论文和圣经注释就是他的纪念碑，只要有人坚持圣经中所启示的永恒真理，只要战斗的教会仍然还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人继续印刷、研究这些书籍。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