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秦代弛道的具体资料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朝在湖南地区设置了黔中郡（治所在今沅陵县）、后又析置长沙郡，确立了对湖南的统治。 长沙郡治临湘，即今长沙市，所辖范围很广，包括现在的长沙、岳阳、衡阳、湘潭、株洲、邵阳、娄底、郴州、零陵等9地市，以及广东连县等地。
秦朝统治时间虽不长，但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上，秦始皇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了土地私有权，促进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迅速发展。在统一的封建帝国里，货币、度量衡、车轨等都得到统一。随着秦朝对湖南地区统治...全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朝在湖南地区设置了黔中郡（治所在今沅陵县）、后又析置长沙郡，确立了对湖南的统治。
长沙郡治临湘，即今长沙市，所辖范围很广，包括现在的长沙、岳阳、衡阳、湘潭、株洲、邵阳、娄底、郴州、零陵等9地市，以及广东连县等地。
秦朝统治时间虽不长，但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上，秦始皇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了土地私有权，促进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迅速发展。在统一的封建帝国里，货币、度量衡、车轨等都得到统一。随着秦朝对湖南地区统治的强化，湖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同中原日益融为一体，长沙成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日益明显。
秦统一帝国建立后，为有效控制全国，以及军事行动和物资运输上的需要，特别注意修道路、置驿传、挖运河，开辟各条交通干线，沟通全国交通网络，客观上促进了各地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加强。
如果没有秦王朝对全国交通的大拓展，汉初就不可能开关梁。长沙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交通网络的形成正是从秦代开始的。“秦为驰道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两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山东，一条向南直达湖南，“之（至）衡山”。
贯穿湖南境内的驰道，经今之临湘、岳阳、长沙达衡阳。从衡阳入粤，又分为两条主要通道，一是出桂阳入粤北，为东线；一是出零陵入广西，为西线。据记载，零陵的“秦驰道”在“县东八十里，阔五丈余，类今之河道，两岸如削，夷险一致。
史记秦始皇命天下修道，以备游幸，即此”。可见，通过这条驰道，广西、湘南以及长沙已同秦王朝的中心咸阳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秦始皇对中国古代交通事业的贡献还在于他首开我国道路和车轨标准化的先河。
秦王朝规定驰道宽50尺，道旁每隔3丈栽青松一株，同时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6尺，以保证车辆畅通无阻。长沙浏城桥西汉墓中出土的车辆残骸，其轮距宽度正好是6尺，很可能是秦代的遗物。
除驰道之外，当时长沙的交通主要还是依靠水路，即利用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水沟通南北。
经洞庭湖和长江，可北联豫鲁，西通巴蜀，东抵苏皖，驰骑往来，舟揖上下，使秦始皇的“游幸”足迹几乎接近长沙。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一次南巡，于泰山“封弹”后，经之罘（今山东之罘半岛）、琅邪，转彭城（今江苏徐州），南渡淮水，经襄阳至南郡(今湖北江陵)，然后渡长江，入洞庭抵岳阳湘山（今君山），因遇大风浪，秦始皇才未继续南行。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湘江水道通过灵渠的开凿还与珠江水系相通连，大大拓展了湘江水运的范围。唐代长沙窑出海的瓷器，一部分正是经过这条线路运抵番禺（今广州）的。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50万军队分5路南戌五岭，发动了对越人的征战。
其中有两军在湖南境内：一在镡城（今靖县），一在九疑山（今零陵境内）。为了便于运输军粮，支援入越作战，秦始皇派监禄开凿了湘江与漓江的通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灵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始皇“使尉屠难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
《淮南子·人间训》对此也有详细记载。由于湘江与漓江之间水位差高达160:1，根本无法行船，于是采取了分段修筑船闸的办法，当时船闸称为“斗门”。斗门上设有斗杠、斗脚、斗编等堵水和放水设施，用来提高或降低水位，以便船只航行。
这是世界上第一条船闸式运河，比西方第一座船闸早了1600多年。灵渠的开通，其意义远远超过原来的军事意义，因为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从长沙溯湘江而上，经零陵人广西，通过灵渠再顺漓江而下，可直达南方重镇番禺。
这样，灵渠不仅仅是湖南进入两广的通道，而且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成为中原地区与两广之间交通的重要纽带，因而具有全国意义和重要的经济价值。
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驻军团看，由零陵入两广还有一条通道，即由长沙溯湘江而上至零陵后，沿潇水南航，经现在的江华再溯沱江抵广东，越南岭，顺连江、北江而下抵番禺。
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原和湖南的物资均可通过这两条水路直达两广，其商业、经济价值就更为明显。而这对地处湘江水系的长沙地区来说，必然大受其益，大大便利了它与两广的商业贸易往来。
《汉书·两粤传》记载：秦末汉初，赵佗自立为南粤王，割据桂林、南海、象郡，与长沙接境。
到西汉时，有司请求禁止与粤的关市铁器，于是发生了赵佗“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的战争。这说明自秦以来，长沙郡（国）就与两粤间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有专门的“关市”和铁器贸易。可以说，秦朝交通的拓展，促进了湖南包括长沙地区与南方的往来，有利于商贸和经济发展。
此后历代王朝都对灵渠这条交通要道倍加重视，多次疏浚改造，直到明代，运河上还有36个斗门，成为南北商品运输的重要通道。
秦代长沙地区的社会经济，因资料缺乏，难考其详。但从西汉长沙地区经济的繁荣，我们可以肯定，秦代几十年中，长沙地区的经济已较楚国时期有了较大的提高，表现在：大一统为人口增殖和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仅在长沙左家塘l号秦墓中发现过3件铁口锄，但从战国、汉代的情况看来，秦代长沙地区使用铁器应较为普遍；由于货币、税率的统一，长沙地区货币的使用与流通也不成问题。
长沙地区附近的汩罗县曾出土秦代“半两”铜钱，可作为佐证。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