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航海的比较评议哥伦布远航美
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进行比较的观点
新史氏曰，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 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 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全部
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进行比较的观点
新史氏曰，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
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
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结束后，中国远洋航海活动就此却步。一时好大喜功的中国封建皇帝不惜倾全国之力，建造规模宏大的郑和船队，但是缺乏赖于持久从事如此规模的航海活动的经济基础。
郑和航海虽然也部分反映了明廷进行朝贡贸易的意图，但其政治因素明显大于经济因素。郑和航海并无航海探险、开辟新航线的经济动因，而只是一种宣示威德于四方的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和平远征。
《郑和研究论文集·郑和时代的世界帆船航海》
15世纪是整个世界发生变化的世纪，在东方的中国和西方欧洲同时进行着性质截然相反的贸易。
郑和贸易团在亚非地区开展的贸易是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信赖的基础上的，与西方殖民者在同时期的以掠夺、扩张和屠杀为特征的贸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参加（郑和）贸易工作的马欢在《瀛涯胜览·古里国》中，详细介绍了在古里国进行十分有趣的摸手议价贸易过程：事先择定日期，届时国王派两位大臣来主持，明朝船队有关人员先将各种货物带到交易地点，双方当着面，一件一件地通过摸手来公平议定价格。
这种买卖双方互把手插到对方袖子里摸手指以议价的方法……最后双方击掌，就算交易完全商定，决不翻悔。……从15世纪中叶起，西方殖民者则一手制造出长达四个多世纪、震惊世界的历史悲剧──黑奴买卖。……欧洲人硬把非洲黑人当作一种活的商品──会说话的牲口，去进行买卖。
……一支伯明翰枪就能换到一个黑人，一匹阿拉伯马能换25个奴隶……地理大发现同时使美洲印第安人人口大减，历来被屠杀的达1 200万到1 500万之多。……前者郑和是和平使者，后者哥伦布是入侵强盗，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郑和研究论文集·十五世纪两宗截然不同的贸易》
人们常常把郑和比之于西欧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西方的航海家们在世界航海史上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了功勋，在这一方面，他们是划时代的人物。
但是，拉美人民、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人民并没有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第一个绕过好望角，打通欧洲通往东方的航路而建寺立碑去纪念他们；麦哲伦第一个完成了环球航行，在他的死亡之所──菲律宾的马克坦岛，菲律宾人民建立了巨大的纪念碑来纪念民族英雄拉普拉普，因为他在战斗中打死了麦哲伦。
拉普拉普是菲律宾第一位反对外来侵略的英雄，而麦哲伦则作为一个残忍暴虐、贪得无厌的侵略分子载入菲律宾的史册。究其原因，就在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之流把殖民、奴役和前所未闻的屠杀、掠夺、迫害带给了拉美、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人民。
在这一方面，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郑和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东南亚人民是最严正的法官，数百年中，各种郑和庙宇香火旺盛，各种遗迹经久不损，各种传说历久不衰，这正是东南亚人民对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怀念、敬仰的表现。
《郑和下西洋》
东西方航海遥相呼应，是人类历史发展不断扩大交往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促进东西方汇合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虽然双方背景不同、条件不同，但是人类为了认识外界而走向海洋的愿望是相同的， 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
东西方航海模式存在共性：同是人类通过海洋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郑和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客观评价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不以19世纪以后形成的西方观念框架去评价，就会认识到在西方的航海之外，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航海，另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模式。
换言之，15世纪存在两种海洋开拓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模式。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从东西方航海比较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当时发生于东亚乃至亚洲的历史来看，伴随郑和的一次次出航，一个东方的朝贡体系建立了起来，国家权力在区域整体上扬，由此， 一个官方贸易为主体的区域贸易网络形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层上，下西洋船队将中国文化远播海外，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国际交往准则，凭借这些准则，在区域内建立起和平秩序，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础。
这是对中国汉唐王朝“德被四海”的发扬光大，与暴力掠夺的强权政治有着根本不同。
万明：《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
伟大的郑和航海显示了中国有强大的远航能力。
但是由于在动因、大地观、地图等方面，明初中国远远不具备西欧人完成地理大发现那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中国未能进行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最根本的条件还是经济动因。如果明初中国资本主义有迅速的发展，从而产生强大持续的经济动因，那么封锁的海洋政策、皇帝的主观意志（行为）、狭隘的大地观以及传统地图的缺陷等不利条件都会改变，并按经济要求而顺向发展的。
那么中国人也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
宋正海 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
就郑和船队之规模、装备、技术等航海能力而论，当时中国人完全能完成地理大发现。
这是已为中外史学界所公认的了。……由于郑和航海缺乏强大的持续的经济动因，当封建皇帝的主观意志有了改变，不再支持郑和航海时，郑和使团部分成员的海上探索就进行不下去了。郑和下西洋暂时的性质，软弱的动因，是当时中国不能完成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其次，狭隘的大地观是郑和航海未能引导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原因。在古代中国，地平的大地观是根深蒂固的。明初占统治地位的宇宙理论是中国传统的浑天说。浑天说主张“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地如蛋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
”其虽包含球形大地观，但其对大地球形的理解，与地理大发现时代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对大地球形的理解，有本质的不同。浑天说所谓的球形，大半个在水中，小半个在水上。自然水中的半球并非人世，航行是无法到达的。
……所以，浑天说中的人类世界实际上还是个半球，和新盖天说中的拱形大地倒有相似之处。在郑和航海时代，郑和船队的航海家们无论持浑天说，或是持盖天说的宇宙理论，都不会向世界大航海时代的西欧航海家那样，确信大地是球形的，因此，他们考虑不到航海西行可以东达，或东行可以西达的问题，也不会对自己提出进行环球航行的问题。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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