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宋四
“初唐四杰”是指我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全部
“初唐四杰”是指我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唐朝：
韩愈——以尊儒反佛为主的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马说》等，有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永州八记》。
其中包括《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
宋朝：
欧阳修——《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
苏洵【xún】——《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等
苏轼——《水调歌头》，《浣溪沙》，《江城子》《蝶恋花》等；散文有《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等。
苏辙——，《栾城集》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
曾巩【gǒng 】——《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
韩愈倡导了“古文运动”，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王安石、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为了让大家更好记住他们有个顺口溜：韩(韩愈)柳(柳宗元)加欧阳(欧阳修)，三苏(苏轼、苏洵、苏辙)并曾(曾巩)王(王安石)。或者：欧阳修忘记（王安石）了曾经（曾巩）在韩国（韩愈）的一棵柳树下（柳宗元）吃三苏饼干（苏轼、苏洵、苏辙）。
或一韩一柳一欧阳，三苏曾巩带一王或者三苏（苏轼、苏洵、苏辙）王（王安石）曾（曾巩）欧阳修。再或者，韩柳三苏修（欧阳修）石（王安石）拱（曾巩）。
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最著名。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称韩柳）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
宋四家，即宋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合称，被后世认为是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
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谟），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
宋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
”（《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 “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
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
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
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
”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谟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
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
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
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屏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口，遂成习惯”。
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
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