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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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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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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 少时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仕宋齐梁三朝。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在齐仕著作郎、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
  齐梁之际,萧衍重之,封建昌县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   从20余岁时开始,历时20余年,撰成《晋书》120卷。487年,奉诏修《宋书》,一年完成。
   另著有《齐纪》、《梁武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四声谱》等。皆佚。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先后在宋、齐、梁三朝做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
    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足见其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赫。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
  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一部晋史。可惜,这部晋史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在沈约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最早撰写刘宋“国史”的是科学家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时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
    后来,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等相继续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废。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负责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六十五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
  所有这些,都为沈约撰《宋书》提供了文献资料。 沈约接受撰写宋史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  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书》纪、传七十卷。
  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写《宋书》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书》八志三十卷的撰成。从《宋书》志避梁武帝父亲和梁武帝本人的讳来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时期。
    沈约撰《宋书》的经过大致如此。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书》的传,与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创立家传的形式。以前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传主后人之传,而《宋书》则改变此例,开以子、孙之传附父、祖之传的先声。
    故《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而且把门阀士族所重视的家传也引入正史了。如《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传。
    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史学上的反映。第二,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正如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以《岛夷传》记南朝史事一样。
  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一种不正确的反映。  第三,在类传中增立《孝义传》,标榜所谓“孝行”、“孝廉”。这是魏晋统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遗风。为什么要强调以孝治大下呢?正如鲁迅所说,这可以掩盖统治者的不忠,掩盖皇位是“巧取豪夺而来”的不光彩的历史。
   《宋书》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述到东汉,表明作者极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  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也讲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谓“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
  梁朝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的这句话被后来的史家一再引用,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  《宋书》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二是《宋书》的《礼志》和《乐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几乎占了整个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
  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十分讲究“礼法”。《宋书·王弘传》记王弘说:“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  ”有的史书还说;“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
  ”真不愧是门阀土族讲究“礼法”的楷模。《宋书》重视礼志、乐志,洽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三是《宋书·州郡志》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
  《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  ”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
  四是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所谓“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目的是要为统治者的统治编织神圣的外衣。因而它的封建性糟粕就更多一些。不过,它也讲到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待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在沈约同时和沈约以后,还有一些人撰写过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但都失传了。因此,《宋书》的价值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甚有名望,诗歌成就也较为突出。
  锺嵘《诗品》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   与同时代的二谢等人相比,沈约的山水诗并不算多,但也同样具有清新之气,不过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种哀怨感伤的情调。
  如《登玄畅楼》诗: 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陵风榭,回望川之阴。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  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浔。
  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写景清新而又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景物变化的捕捉与描摹,使得诗歌境界具有一种动态之势。诗人以登高临眺之所见来烘托“离群客”的孤独形象,从而将眼前之景同“归心”融为一处。
    又如其《秋晨羁怨望海思归》诗: 分空临?饰恚锻琢鳌0斯鹋缁m鹑舾 Q碳5に略锻嗲稹? 全诗境界阔大高远,给读者展示出天水一色、烟波浩淼的海天景色。
  结合诗题来看,海天的空旷辽远,正反衬出“羁怨”之情与“思归”之念。  此类诗歌在齐梁山水诗中,亦不失为上乘之作。此外,像“日映青丘岛,尘起邯郸陆。江移林岸微,岩深烟岫复”(《循役朱方道路》);“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
  开襟濯寒水,解带临清风”(《游沈道士馆》);“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泛永康江》)等描写山水的诗句,皆令人耳目一新。   沈约的离别诗也同样有“清怨”的特点,如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将少年时的分别同如今暮年时的分别相对比,已经蕴含了深沉浓郁的感伤之情;末二句又用战国时张敏和高惠的典故(见《文选》李善注引《韩非子》),更加重了黯然离别的色彩。
    全诗语言浅显平易,但情感表达得真挚、深沉而又委婉,在艺术技巧上具有独创性。沈德潜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古诗源》卷十二)沈约的悼亡怀旧之诗,“清怨” 的色彩更加突出,如《悼亡诗》: 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
    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 诗的前半以大自然的永恒来反衬人生易逝、一去不返的悲哀;后半将悲伤的情感同凄凉的环境融为一处,情状交现,悲怆靡加。
  除离别哀伤之作外,沈约的抒怀之作如《登高望春》、《古意》、《伤春》、《秋夜》以及乐府诗《临高台》、《有所思》、《夜夜曲》等,在沈约集中皆为上乘之作,而且也都具有“清怨” 的风格特征。   。
  

2007-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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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约 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 少时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仕宋齐梁三朝。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
  在齐仕著作郎、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齐梁之际,萧衍重之,封建昌县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   从20余岁时开始,历时20余年,撰成《晋书》120卷。
  487年,奉诏修《宋书》,一年完成。 另著有《齐纪》、《梁武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四声谱》等。皆佚。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先后在宋、齐、梁三朝做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
    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足见其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赫。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
  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一部晋史。可惜,这部晋史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在沈约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最早撰写刘宋“国史”的是科学家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时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
    后来,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等相继续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废。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负责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六十五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
  所有这些,都为沈约撰《宋书》提供了文献资料。 沈约接受撰写宋史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  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书》纪、传七十卷。
  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写《宋书》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书》八志三十卷的撰成。从《宋书》志避梁武帝父亲和梁武帝本人的讳来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时期。
    沈约撰《宋书》的经过大致如此。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书》的传,与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创立家传的形式。以前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传主后人之传,而《宋书》则改变此例,开以子、孙之传附父、祖之传的先声。
    故《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而且把门阀士族所重视的家传也引入正史了。如《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传。
    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史学上的反映。第二,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正如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以《岛夷传》记南朝史事一样。
  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一种不正确的反映。  第三,在类传中增立《孝义传》,标榜所谓“孝行”、“孝廉”。这是魏晋统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遗风。为什么要强调以孝治大下呢?正如鲁迅所说,这可以掩盖统治者的不忠,掩盖皇位是“巧取豪夺而来”的不光彩的历史。
   《宋书》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述到东汉,表明作者极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  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也讲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谓“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
  梁朝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的这句话被后来的史家一再引用,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  《宋书》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二是《宋书》的《礼志》和《乐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几乎占了整个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
  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十分讲究“礼法”。《宋书·王弘传》记王弘说:“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  ”有的史书还说;“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
  ”真不愧是门阀土族讲究“礼法”的楷模。《宋书》重视礼志、乐志,洽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三是《宋书·州郡志》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
  《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  ”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
  四是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所谓“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目的是要为统治者的统治编织神圣的外衣。因而它的封建性糟粕就更多一些。不过,它也讲到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待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在沈约同时和沈约以后,还有一些人撰写过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但都失传了。因此,《宋书》的价值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甚有名望,诗歌成就也较为突出。
  锺嵘《诗品》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   与同时代的二谢等人相比,沈约的山水诗并不算多,但也同样具有清新之气,不过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种哀怨感伤的情调。
  如《登玄畅楼》诗: 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陵风榭,回望川之阴。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  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浔。
  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写景清新而又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景物变化的捕捉与描摹,使得诗歌境界具有一种动态之势。诗人以登高临眺之所见来烘托“离群客”的孤独形象,从而将眼前之景同“归心”融为一处。
    又如其《秋晨羁怨望海思归》诗: 分空临?饰恚锻琢鳌0斯鹋缁m鹑舾 Q碳5に略锻嗲稹? 全诗境界阔大高远,给读者展示出天水一色、烟波浩淼的海天景色。
  结合诗题来看,海天的空旷辽远,正反衬出“羁怨”之情与“思归”之念。  此类诗歌在齐梁山水诗中,亦不失为上乘之作。此外,像“日映青丘岛,尘起邯郸陆。江移林岸微,岩深烟岫复”(《循役朱方道路》);“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
  开襟濯寒水,解带临清风”(《游沈道士馆》);“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泛永康江》)等描写山水的诗句,皆令人耳目一新。   沈约的离别诗也同样有“清怨”的特点,如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将少年时的分别同如今暮年时的分别相对比,已经蕴含了深沉浓郁的感伤之情;末二句又用战国时张敏和高惠的典故(见《文选》李善注引《韩非子》),更加重了黯然离别的色彩。
    全诗语言浅显平易,但情感表达得真挚、深沉而又委婉,在艺术技巧上具有独创性。沈德潜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古诗源》卷十二)沈约的悼亡怀旧之诗,“清怨” 的色彩更加突出,如《悼亡诗》: 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
    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 诗的前半以大自然的永恒来反衬人生易逝、一去不返的悲哀;后半将悲伤的情感同凄凉的环境融为一处,情状交现,悲怆靡加。
  除离别哀伤之作外,沈约的抒怀之作如《登高望春》、《古意》、《伤春》、《秋夜》以及乐府诗《临高台》、《有所思》、《夜夜曲》等,在沈约集中皆为上乘之作,而且也都具有“清怨” 的风格特征。   作者:瞿林东 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十五史随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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