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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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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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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独尊儒术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
  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
    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

200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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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尊儒术 这是在西汉的汉武帝时期执行的一种思想政策。 在秦朝,实行法家的政策。汉朝初期,采用了比较宽容的政策,用的是老子的思想,儒家学说没有得到重用,所以儒生们也没有在政治上得到很多权利。
   汉武帝做了皇帝之后,需要加强他的中央集权统治,老子的宽容思想就不再合适了,于是,汉武帝就提倡等级思想,尊重皇帝的权力。   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对汉武帝说,现在推荐的官员,都是喜欢法家的思想,但不利于统一思想,他们的言论经常有扰乱舆论的危险。
  汉武帝于是让各地官员推荐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亲自主持考试。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时,回答得非常好。从此,汉武帝就开始重视儒生了,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有的还做了丞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来的,意思是废除其他很多的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
  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学说,而且法官也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法律。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的封建正统思想就开始确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确立是到了隋唐时期。 。

200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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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传说中的黄帝和春秋时的老子)道家思想。西汉王朝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从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出发,针对秦朝的残暴统治而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西汉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儒家对秦朝暴虐统治的批评,赞成儒家倡导的仁政。  刘邦最初十分鄙视儒生,认为儒学烦琐而迂阔。但是后来他也笼络了一批有才干的儒生,如郦食其、随何等人,利用他们为自己争夺天下效力。
  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又令儒生叔孙通制订了一套君臣礼仪,从礼制方面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和威严,刘邦高兴地说:“今天我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滋味!”这时谋士陆贾也向刘邦指出:“当初秦朝统一天下后,若能够推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您还能有今天吗!”他告诫刘邦说,汉家天下可以通过“马上”(指武力)得之,但不能依靠“马上”来治理!陆贾的意见受到刘邦的极大重视。
    于是陆贾从儒家思想出发,全面总结了秦失天下、汉得天下以及古代兴亡成败的原因,前后共著成论文十二篇。陆贾的论文每上奏一篇,都博得刘邦的赞许。刘邦在死前的一年,甚至用太牢(牛、羊、豕三牲具备的祭礼)隆重地祭祀了孔子。
   以后汉文帝时,儒家学者贾谊也多次强调,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  为了消除暴秦的影响,他建议改正历法、变易服色制度,重定官名,提倡礼乐,并且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以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汉景帝时,研治儒学的晁错又提出一系列固国安邦的建议,其中包括鼓励向北边移民以抵御匈奴的骚扰和利用诸侯王的过错削弱各王国实力的“削藩之策”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儒家学者们所鼓吹的儒术和政治主张已经同先秦时的儒家思想有很大不同了。
  他们往往是从儒家的仁义观点出发,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所变通,因此能够被西汉统治者所接受。西汉前期,由于统治者最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面对地方诸侯王国势力的增长而无所作为,使诸侯王国的势力得以恶性膨胀,造成干弱枝强的局面,这就最终酿成了景帝三年(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
    这次叛乱终于被平定了,它促使统治者认识到,有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寻求更有效的理论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这时法家的暴力统治已被秦末农民起义所否定,黄老的“无为”思想也表现出十分软弱无力,于是封建统治者就把这时的儒家学说当作得力的思想武器,利用它宣扬的“君权神授”、“大一统”等思想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
    这就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根本原因。儒家被尊奉到唯我独尊的地位上,不仅适应汉武帝个人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统治特点,而且也符合加强中央集权的社会需要,因此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
  另一方面,汉武帝实行的“独尊儒术”,实际上还是以法治相配合,儒法兼施,也就是对被统治者并用安抚与镇压两手。  所以后来汉宣帝斥责太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这充分说明,西汉统治者所谓的独尊儒术,也只是取其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的部分。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使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家都赞成统一,把分裂看成是暂时的,这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有积极影响的。  同时,儒家的许多观点,如讲仁义、谦让,讲孝道、讲信用等也逐渐形成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了。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
  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
  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  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
  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
    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
  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  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
  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
    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汉时独尊儒术的影响利弊,对今天的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
  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  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
  直至汉武帝时,儒家才得以独享尊荣,孔子才被视为千古第一圣人,并流被后世。 其实,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即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著: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
    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
    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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