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写八股文的规范？
今年9月2日，科举废止满100年整。借这个机会，学者们就八股文的历史功过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有常听到的否定声音，也有不太常听到的肯定声音。
2005年9月2日，科举废止整100年的时候，来自7个国家的149位学者在厦门大学开始了为期3天的反思。 “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厦门大学“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触及科举制度各个层面，一开始并没有激发出激烈争论的火花。然而，这场平静在遭遇“八股文”三个字后走向爆发。
“这样的公平意义何在？”
“八股文”到底是“人类发明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还是维持科考公平、保证科考效率的必然选择？
林白和朱梅苏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全部
今年9月2日，科举废止满100年整。借这个机会，学者们就八股文的历史功过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有常听到的否定声音，也有不太常听到的肯定声音。
2005年9月2日，科举废止整100年的时候，来自7个国家的149位学者在厦门大学开始了为期3天的反思。
“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厦门大学“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触及科举制度各个层面，一开始并没有激发出激烈争论的火花。然而，这场平静在遭遇“八股文”三个字后走向爆发。
“这样的公平意义何在？”
“八股文”到底是“人类发明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还是维持科考公平、保证科考效率的必然选择？
林白和朱梅苏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史话》中称八股文是“狗吠”一样的愚民产物。
本次会议上，扬州大学教授黄强延续了这种苛评的风格。
黄强匆匆讲完《朱熹在中国科举史上的地位》后，突然说：“我还要讲八股文，这真是一个害人的东西，破题、承题，都有规定好的条条框框，甚至连一句话写几个字都给规定好了，哪里还有创造性？”
浙江大学教授何忠礼坐在黄强对面，听完后抓起话筒说：“我不同意，生员分布全国各地，有些在偏远贫困山区，消息闭塞，八股文不作程式化规定，他们如何知道考试要考什么，如何和身处考试中心的大城市生员竞争，何谈公平和公正？现在的高考作文不也有一些字数、扣题、文体的硬性规定吗？”
“说到高考，您没有教过语文，可能不晓得，”黄强抓起话筒，站起来，倾身向前：“现在的学生为写高考作文非常痛苦！老师每天教授按格式作文，学生每天在拼命揣摩与模仿，为的只是能赢得阅卷老师的赞许，这不也是在压制人才！”
温州大学教授黄明光站起来说：“我比较同意我老师的看法，何教授是我的老师。
我想问黄教授，八股文的程式化规定，其一重要作用是提供一个统一规范的阅卷标准。全国参加科考人数成千上万，如果每一个考生都各写各的，那么各种各样的文章都有，考官该用什么标准来批改，另外，考官数量有限，如何有时间来得及批改？”
“为了方便阅卷、方便考生备考，却用程式化扼杀了人才，试问，这种公平的意义何在！”黄强说。
争论到此似乎一发难收，双方面色渐渐泛红。有些教授出来打圆场，指出这样争论八股文的得失，难有结果；任何一方的观点都对，一方的观点被证实并不能表明对方的观点已经被证伪，“像这样，永远只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问题之争。
”
主持人胡青教授草草结场，会议时间所限，无法进行更多的讨论。关于“八股文是非功过”不同论点的交锋并未因此了结，在会期接下来的日子里，论辩在各种场合延续。
“考试制度不是一两个人的制度，考试制度是大众来参加的制度。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对“八股文形式一文不值”的观点不以为然。他介绍，美国的作文考试起初并无太多规定，但随考生逐渐增多，阅卷教师紧缺，命题者不得不在作文字数等方面作出限制，“限制，是为让更多的人来参加考试。
”
限制是为了多数人的参与，这呼应了何忠礼教授的观点——让同处中心城镇和穷乡僻壤的生源在信息对等的情况下备考，亦是考试公平不可缺乏的要素。然而，正如黄强所说，程式化固然能够保证公平，但是它同时扼杀创造型人才，因而过分追求公平变得畸形。
八股文是一个苹果
关于“八股文”的“条条框框”，后世已有公论：第一，严格的成文格式；第二，严格的思想预控———“代圣人立言”。
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八股文为科考主要文体。
1901年8月29日，清朝废止八股文。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在他的《科举学导论》中写道：“后来，‘八股’成为‘迂腐俗套’、‘陈词滥调’的代名词。”那么到底八股文的真面目是什么？八股文，其命题全部来自于《四书》、《五经》。
据启功著《说八股》介绍；八股文开始部分由“破题”、“承题”、“起讲”三个小部分组成，称为“冒子”；“冒子”仅是为了说明题意；后半部分把这个题意从上下、前后、正反、左右来条分缕析，常常用八条。通常，每条会随加上一条作为陪衬，用以加强此条观点，使其不致孤立。
两条相对、好比人有两股（腿），一篇最多不过八条，所称为八股。
美国圣心大学教授柯任达在仔细研究过八股文的行文模式之后说：“要想写好八股文，必须对中国古典语言有深刻的领悟，必须强于推理，必须充满思想。
”
柯任达认为，20世纪初期，改革者希望引进或者创造一个教育体系：培养实用型人才，像善于军事技术者、善于工业技术者和善于管理政府者。但是科举只考八股文，涉及的都是人文而非技能领域，所以遭到废弃。
中国当时是缺技术人才，八股文给不了技术人才。但是如果将八股文单独拿出来，进行否定，柯任达觉得那不公平。
教授们指出当时清政府面对悖论：苹果可能没有毒，但是社会因吃它而萎缩衰竭，那么它是坏的。
八股文就成了这样一个苹果。
这是一个处在苹果外围的逻辑，苹果的果肉是否香甜醇美，抑或也不过是枯燥涩口？
正当各位教授为八股文“苛刻”的形式是测试智力还是扼杀人才的问题仍然争无定论之时，其矛头自然也没有放过八股文“代圣人立言，不可自行发挥”的思想定位。
林白和朱梅苏在其《中国科举史话》中写道：“考生只能循规蹈矩，服从封建道学家的意旨。”
如此说来，八股文考试是一个思想淘汰赛，而并非是一个知识淘汰赛。“皇帝最想考察你的思想和道德是不是他所喜欢的，他并不是很想知道你有多能干。
”艾尔曼说。
孔子的思想如何被人重复了1000多年，仍然可以花样翻新？孔子似乎千年之前已为他的子孙预留了慷慨的余地。孔子对“仁义忠恕”等道德概念的定义十分宽泛，为重新诠释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代圣人立言”因此切实可行：首先，假定各个考生可以以各种方式重新解释圣人言；然后，合乎考官意志的考生被保留；最后，考官的意志来源于统治阶层。
这个机理遴选出一群坚持同样道德标准的统治阶层———至少从试卷上来看是如此。
艾尔曼说：“中国人觉得圣人的东西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不需要有创造了。”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弘祺说：“儒家思想成了人们自然而然信奉的思想，这不正和西方的宗教功能很类似吗？如果没有外族入侵，这个体系也是相对稳定。
”
但是，艾尔曼指出：追求稳定的同时，延误了改革的时机。他说：“中国人发现实用知识的重要时，想改革，却又太晚了。”
两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儒家思想再也无法胜任“治国之道”。
康有为在奏废八股中称：“立废八股，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专有用之学问。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柯任达说：“中国人这时候意识到他们不但需要枪和战船，他们还需要善于军事技术者、善于工业技术者和善于管理政府者。
”在讨伐声中，清朝政府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了经济特科，开设学堂，培养军事工业技术人才。八股文越来越走向边缘，最后在1901年死去。
“美国怎么了？一样啊！”
之后近百年里，“八股文”这三个字被符号化了。
刘海峰在其《科举学导论》中引用刘绍棠的话说：“在我的印象里，八股文是和缠足、鞭子、鸦片烟枪归于一类的，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但是，若问我八股文究竟何物，却不甚了然。”
刘海峰在《科举学导论》中说：“古今中外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故意去愚化精英人士然后再选拔他们出来治国安邦，过去指责八股文是政府有意败坏人才的说法，可能并不符合实际。
”
公元1370年，朱元璋可能没想愚昧士人，但八股文却最终难逃“扼杀人才”的骂名。这是否暗含着作文考试与生俱来就有不可避免的弊病？艾尔曼说，美国最初的作文考试，效果很好，但是有了大量以往的试卷作为资料，学生即能总结出作文大概要考察哪些方面，所以仅仅准备这些方面。
久而久之，它也很难检测学生的能力和创新了。“美国考试制度和科举制度在这点上没有什么两样，也许再过20年、30年，它也会成为僵化的模式。”
基于这一点，刘海峰说：“改革是考试一个永恒的任务。
”
“照这样，我们美国现在的作文考试规范也要做调整了。”艾尔曼说。
不仅是八股文考试，美国考试也存在潜在的思想定位。据艾尔曼介绍，如果考生在考试之中抨击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公开反叛美国一贯引以为豪的“三权分立政治体系”的民主架构，他将永远失去从政机会。
那么“代圣人立言”也只是八股文为承受这个任务而不可摆脱的原罪？艾尔曼认为儒学绝对排他性的考察是神学范畴的考察：“美国考试会让你说明美国政治制度结构、解说美国历史；但是不会像中国的科举考试，让你去说哪个宗教好，哪个宗教不好。
我们的考试考的是非神学的东西，而中国科举考试是必须以儒家思想为最终的指导，考察的是人的道德。”
“选拔人才，考试制度虽然有着诸多不足，但它是人类发现的最不坏的选拔人才制度。”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员杨学为说。
刘海峰这样总结八股文的功用：“牢笼英才，驱策志士；规范竞争，引导备考；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训练思维，测验智力；训练写作，锻字炼句。”
这些提法和一些美国学者不谋而合。
艾尔曼说：“如果能让这个考试制度推行，必须有一个可操作的方法，八股文的一些规定就是可操作的措施。其实在今天的美国，如果有几万人参加考试，比如美国入大学考试，它的文章就有规定，该有多少字啊什么的。
现在学生们也都在学这个开始、中间、结论这样的结构啊，美国怎么了？一样啊！”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