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说明“诗庄词媚”、“赋、比、兴、酌而
1。从欧阳修的诗词看“诗庄词媚"
古人云：“诗庄词媚曲谐。”庄者，庄严也；媚者，婉媚也；谐者，诙谐（幽默）也。这是说诗、词、曲有着不同的风格。大体而言，确实如此。因为诗多用于应制，而应制，则非庄不可；词，多写闺中韵事，而闺中韵事，则适于媚；曲，更接近民歌，宜于用诙谐的手法来表现。 但诗、词、曲皆各有多种功能，风格自然并非仅为一种。
“诗庄词媚”是对诗词总体特征的一种概括，这首先表现在诗词的题材内容上，诗多表达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为主，词多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 其次体现在诗词的风格上，即使同样的题材，在诗词中也会呈现不同的风格。如怀古题材的诗多沉郁苍凉，而...全部
1。从欧阳修的诗词看“诗庄词媚"
古人云：“诗庄词媚曲谐。”庄者，庄严也；媚者，婉媚也；谐者，诙谐（幽默）也。这是说诗、词、曲有着不同的风格。大体而言，确实如此。因为诗多用于应制，而应制，则非庄不可；词，多写闺中韵事，而闺中韵事，则适于媚；曲，更接近民歌，宜于用诙谐的手法来表现。
但诗、词、曲皆各有多种功能，风格自然并非仅为一种。
“诗庄词媚”是对诗词总体特征的一种概括，这首先表现在诗词的题材内容上，诗多表达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为主，词多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
其次体现在诗词的风格上，即使同样的题材，在诗词中也会呈现不同的风格。如怀古题材的诗多沉郁苍凉，而词却往往在历史沧桑中插入艳情。再次体现在诗词的语言上，词的语言相比于诗显得更精美典雅、轻灵细巧、纤柔香艳。
“诗庄词媚”一词最早是宋初人提出的。原本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那时词正在发展，风格初步定型，文人能够体会到诗词风格的区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过它的原句没有这么简明，而它的意思倒是一样。后来便成了文人的一种观念，并逐渐演化，变得简约明确。
“诗庄词媚”就是逐渐演变而来并定型的。并不是哪个人提出的新观点，所以出处的断定没有确定答案。
诗有时用于应制，有时揭露社会黑暗，有时抒发个人情怀，应以庄为主。欧阳修一些诗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诗歌，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
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这些诗写得或者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或者雄奇变幻，气势豪放；或者清新秀丽，平淡有味。
总的来看，他的诗歌还是“庄”的。
词，多写闺中之事，或者以闺中之事作比，则适于媚。欧阳修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
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
他的一些词特别是艳词，写男女约会，体现了词“媚”的特点。
2《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赋、比、兴是古人根据《诗经》中的作品所总结出来的三种表现手法。以前在讨论诗歌创作特点时，常常把比、兴作为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的代称，对于“赋”则不太论及；即使附带论及时，也往往把“赋”看作是“直陈其事”，似乎在诗歌中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艺术方法，甚至认为是一种脱离或忽视形象思维的方法。
我以为这种解释和看法，是不够准确、值得商榷的。关于比、兴，论者已多，现在我想把作为传统诗歌表现手法之一的“赋”，单独提出来作些探讨。
首先提出赋、比、兴概念的是《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后来汉人作的《诗大序》又把“六诗”改为“六义”。较早对于赋、比、兴等概念进行解释而又具有颇大影响的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周礼注》）从这几句话来看，郑氏虽然也认为赋、比、兴是诗歌的三种不同表现方法，但他囿于经学家的成见，认为这三者的主要不同还在于运用于“诗教”时的分工。按照他的说法，比和兴，一用于怨刺，一用于美颂，两者的特点是含蓄；赋，则似乎“善恶”皆可用，特点是“直陈”，也就是直说。
显然，郑玄这话的重点是在说明诗在政教上的不同应用，而不在于解释艺术方法的特点。而真正作为艺术手法来说明而影响又颇大的，是宋代的朱熹，他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他师承郑说，而又有所发展与修正。比、兴先不论，就从对“赋”的解释来说，郑氏的解释可以令人领会为对所谓善、恶的直接说教；而朱熹的解释不仅单从表现手法上着眼，而且加上了“其事”二字，就是说“赋”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也还是要铺写出具体事情、具体事物来的。
他也认为“赋”是“直言”，但显然是与后面的比、兴二者相对来说的。
朱熹的说法对郑玄是一个重要的修正，更符合于《诗经》中诗篇表现手法的实际，更有利于说明《诗经》诗歌的艺术特征。当然，朱熹的说法也是继承了前人的某些探索而来的。
例如齐梁时代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一书中除特设《比兴篇》论述比、兴外，于《诠赋篇》（此文主要论述汉代兴起的“赋”体）也兼论到赋、比、兴的“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の模逦镄粗疽病！薄捌滩?の摹保撬灯膛糯窃逦牟桑弧疤逦镄粗尽保撬狄ü淳咛迨挛锢幢泶镒髡叩乃枷搿⒁庠浮Ｖ俞伞妒沸颉匪担骸拔囊丫《庥杏啵艘玻灰蛭镉髦荆纫玻恢笔槠涫拢⒀孕次铮骋病！薄爸笔槠涫隆保窍喽杂诒取⑿硕裕膊皇浅橄蟮囊槁郏敲枋鼍咛迨挛铮弧霸⒀孕次铩保撬蛋岩泶锏乃枷爰脑⒂谘源省⑽锵笾小Ｒ陨峡梢运得髟谥祆湟郧埃涣逼诘奈难Ю砺奂遥浴案场钡慕馑担ǖ比灰舶ū取⑿耍┮巡煌诤喝硕兴镎祆涞摹胺蟪缕涫隆敝担羌檀硕础Ｖ档米⒁獾氖牵胫祆洳畈欢嗤贝谋彼文┠旰谝环庑爬镆岩隽艘恢志俚乃捣ǎ骸把弑胤制湟濉Ｈ绺场⒈取⑿耍沤衤壅叨嘁樱┖幽侠钪倜芍底钌啤Ｆ溲栽唬盒鹞镆匝郧槲街常榫∥镆玻凰魑镆酝星槲街龋楦轿镆玻淮ノ镆云鹎槲街耍锒檎咭病！保ā鹅橙患肪戆恕Ｍ跤搿独аЪ臀拧肪砣⑼跏勒辍兑赵??言》卷一均曾转引）李说不仅用“叙物”来解释“赋”，而且还说“赋”是通过事物的叙写来“言情”。
他的解释意味着从物与情关系来说，赋、比、兴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诗经》以及一般诗歌创作上的艺术方法，都是通过对物的描写、对物象的捕捉来表达诗人的感情的。后来，则更有人公开提出朱熹说法的不够完善，如清代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说：
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解。
须知化工之妙处，全在随物赋形。故自屈、宋以来，体物作文，名之曰“赋”，即随物赋形之义
所谓“随物赋形”，实际上就是根据客观事物作形象的描绘，也就是说，作为诗歌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赋”，并不是脱离形象的。
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它同样是形象思维。这对于历史上的众多解说，确实更为简捷，确当，更为符合《诗经》作品以至一切诗歌创作的实际。
历来解说和研究《诗经》者，虽多把赋、比、兴并称，但实际上都比较多地着眼于比、兴，而轻于“赋”。
这对于古代那些经学家来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喜欢穿凿附会地解诗，总想把诗与讽谕、教化等联系起来，而比、兴的特点，正为他们开了方便之门，即可以离开诗意，作他们所需要的发挥。如《诗经》开首《关雎》一诗，无疑是写爱情相思的，而《毛传》却说：
兴也。
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鸷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郑笺》则也跟着说：“挚之言至也，言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兴”确有联想的性质，但这些经师们却利用诗歌艺术上的这种方法，大作宣扬封建观点的文章。
后来具有一些文学观点的人，在说诗时有的认为赋、比、兴应该并重，如钟嵘就主张“宏斯三义（按指兴、比、赋），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
刘勰《文心雕龙》的《诠赋》，是论汉以后的辞赋的，但他认为赋体文学来自诗的“六义”之“赋”，他于“赞语”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参之以我们前面引到的他关于“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的解释，可证他对“赋”并不轻视，而且还特别阐释了作为艺术方法之一的赋，在构成文学形象上的特点和作用。
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虽然他们基本上也是从艺术方法角度来说赋、比、兴的，但他们对“赋”却较轻视。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曾说：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
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候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
清代吴乔更把赋与比、兴完全对立起来，他说：“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死句”，“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
”（《围炉诗话》卷一）他们认为赋只重事实而缺乏情思，是实做，是死句，如果照他们这样来理解“赋”，那么“赋”不仅不是什么艺术方法之一，而是作诗时所要力求避免的了。产生他们这些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赋”的理解，仍受到传统经学家们对“赋”的解说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比、兴的诠释已超出了最初只认为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范围，而把比、兴发展成为“意在象外”，“含蓄无穷”等整个诗歌艺术构思的特点了。
但不管怎样，他们对诗歌表现手法之一的“赋”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如实地从《诗经》中诗篇所具有的表现手法来看，可以说在赋、比、兴三者中间，恰恰是赋是大量的，常见的，构成了《诗经》诗篇表现手法的主体；比、兴的运用虽然是《诗经》民歌作品的一大特色，但它只在修辞上起着作用，其作用并不如有些人所夸张的那样大。
所以明代谢榛曾说：
洪兴祖曰：《三百篇》比、赋少而兴多，《离骚》兴少而比、赋多。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洪氏之说误矣。（《四溟诗话》卷二）
不管谢榛的这项统计是否精确，如果以赋、比、兴论诗，《三百篇》赋是主体，比、兴的数字加起来还不如赋多，这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正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对《诗经》艺术手法的解剖，就不应轻“赋”，而是对“赋”也要作准确的说明，并深入地来研究它。
其实，《诗经》中许多名篇，如果按赋、比、兴的手法看，多是属于“赋也”这一范畴。
长篇如《七月》、《东山》和大、小《雅》中那些著名的史诗和讽喻诗，短诗如《君子于役》、《伐檀》、《芣苢》、《无衣》等等，无不是直接抒情、写景、铺叙内容。如《豳风·七月》一诗，可以看做是一首具有风俗画卷色彩的长诗，它按季节物候的变化描绘了古代农家生活，并以对比的手法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真实面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既有深度又表现了很强的艺术概括力。
《东山》写一个久役者在归途中的种种感受和感慨，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家乡、妻室的怀想，有对路途辛苦的描绘，感情写得曲折动人。《大雅》中的几篇著名的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等，用朴素的语言叙事，形象地反映了周人发祥、创业的一段古老的历史，《公刘》诗中写周人初至豳地时的居处欣喜之情：“于时处处，于是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绵》中写周人在岐地建立家园时的创业维艰和气壮山河的劳动场面：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褐??，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
真是无不穷形尽相，有声有色。《周南·芣苢》一诗，写古代妇女从事采集的活动，在回环复沓的形式下，表现了在采集劳动中，收获由少到多，以及劳动时的无限欢快情绪。写男女爱情的《邶风·静女》一诗，则用戏剧性的场面和某些细致的描写，生动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和感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写出了姑娘的调皮逗人和男子的焦灼不安；“匪（非）女（汝）之为美，美人之贻”，用男子赞美女子所赠的花草，来双关地表现男子的情思和对女子的一片痴情。著名爱国诗篇《秦风·无衣》，用设为问答的口吻，写出了团结友爱，共同抗敌的热情，等等。
这样的一些作品，有的叙说有序，移步换形，描景状物，历历在目；有的叙事抒情，刻写心理，深刻生动，语语感人。
总之，如果我们用赋、比、兴来说诗的话，“赋”也是一种丰富的表现手法，值得我们作精心、具体的探索。
我这样说，绝没有轻视比、兴艺术力量的意思，而只是觉得对“赋”也要诠释精确，深入挖掘和探讨才对。其实，赋、比、兴是古人对《诗经》和古代诗歌表现手法的某些总结，这些传统概念我们也可以使用，但也需看到，包括《诗经》在内的我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是十分丰富、多样的。
我们应该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基础上，不断加以研究和总结，这对于提高我们文学史的水平和文学理论水平，都是非常必要的。
3“文如饭。饭者，稻麦菽粟之类是也。尽管做法不同，香味有异，享用者说到底在于充饥。
诗如酒。酒者，稻麦菽粟之精华是也。任其有老窖白干二锅头，曲香酱香清香的区分，饮用者大都旨在提神。”这是我十多年前在一则短文谈及“文饭诗酒”的一段话。因那篇文字是为一家诗刊写的，所以“文饭”只点到为止，正文都是关于“诗酒”的论述。
当时还想再补写一篇，但成文后忙其他事情，放下笔也就淡忘了。近日整理旧稿，又勾起昔年的一些想法，觉得有再做解说的必要。
解说之一：既言“文饭”，“充饥”实为其第一要义。“民以食为天”，饭碗的空与满，稀或稠，实在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一锅清米汤，实不如今天小农家半碗稠干饭。以饭喻文，这是指“内容”而言。解说之二：“饭”要使人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好”的标准，并非一例的山珍海味，是指其科学搭配，营养全面，有益于进食者体魄的强健。
借饭说文，这是就“意蕴”而言。解说之三：吃得饱，吃得好，再进一步，还要吃得“有滋味”。孔夫子说：“食色性也。”又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可见色香味俱全才能算得上荚食。尝饭品文，这是从“文采”而言。
三说归一说，内容、意蕴和文采，实为“文饭”三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为“厨司”，我想弄散文的朋友，大家都会有同样的经验。
“文饭诗酒”，相对而言，有关诗酒的文章好做，随手翻几本古典诗词，都可以找到许多精彩的例子，敷演成篇；说到文饭就难了，任是翻箱倒箧，搜尽枯肠，也茫然不知出处何在。
也罢，既然无经可引，无典可据，索性来一番实话实说。“文饭”一语，本身就是一个俗喻，也就无妨以俗解解之。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