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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什么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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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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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经半个世纪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在国际社会深入人心,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源于其多方面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在理论上维护了国际关系的法理基础,在实践中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处理国际关系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能够为不同类型的国家普遍接受;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第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利于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第五,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利于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第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指明了方向。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来的,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个方面的内容。
  1954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分别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双方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共同建议将这五项原则在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加以倡导。  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在中国同一百多个国家的建交文件中得到确认,成为国际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普遍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能够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所接受,首先是由于它的法理思想深刻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置于首位,互相尊重主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
    国家主权是标志近代民族国家体系产生的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所以被普遍视为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标志,是因为该条约从理论上为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奠定了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法理基础。
  这种法理基础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与此前各个时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区别。  因此,自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法律关系,国家主权始终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基石。 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说都是围绕主权平等的法律适用范围及其具体保障方式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的。
  这在近代国际体系向二战之后的现代国际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清晰地体现出来。二战以前,主权平等的法律适用范围仅限于列强之间的国家关系,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被置于列强的殖民主义体系之下,列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
    二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现代国际法体系将主权平等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并逐步形成一套法律保障机制,推动了国际秩序的进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法理思想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继承和发展。  承继之谓,是由于二者都把相互尊重主权作为阐释其国际政治理念的前提和基本出发点,共同要求维护主权平等这一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法理基础。
  发展之意,则体现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法理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洁的语言,不仅对《联合国宪章》和现代国际法的基本规范进行了总结和提炼,使《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精髓一目了然,而且体现着东方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包容精神,反映了东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经历、体验与诉求。
    兼受并蓄,东西合璧,博大精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形式与内涵上的突出特征,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世界大多数不同类型国家普遍认同的原因之一。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实践中具有普适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同和接受,不仅在于其理论上的精深内涵,而且缘于其实践上的普适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政治理念有以下特殊的实践意义:超越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和国际利益格局,超越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传统影响,超越东西方文化对国际事务影响力不平衡的传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拥护。这不是偶然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运用国际法律准则维护弱小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权益。  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开始就反映出维护国际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政治色彩。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半个世纪之后,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国际政治理念,依然是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响应的重要原因。 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践意义的另一个特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冷战处于高峰时期提出的,原本是针对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指导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特点显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普遍意义,是其强大生命力的又一体现。   超越文化差异在国际关系中形成的屏障,突破国际秩序中的泛西方色彩,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实践意义上的第三个特征,也是反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提出和首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缅、印均来自亚洲。这在客观上打破了西方大国对国际法的制定和解释的垄断,在欧美国家垄断几个世纪的国际法体系中加入了东方文化色彩,对于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改进和完善国际游戏规则的过程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发挥了开启先河的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东方文化背景与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理念高度统一起来,这不仅增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且对于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和睦相处、共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普适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即它被国际社会的接受范围上,而且体现在时间上,体现在历史风云变幻对其生命力的考验上。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总体形势进一步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三大趋势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在世界总体缓和的大背景下,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国际社会面对的新挑战、新问题也在日益增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战争与和平、贫困与发展这两对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形势下,强权政治理论再度泛滥,先后炮制了"单极世界"论,"新帝国"理论,新干涉主义理论,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等,鼓吹霸权稳定论,"人权高于主权",歪曲和误导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上述强权政治理论矛头集中指向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基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并未由于冷战后出现的各种新挑战和新问题而过时。相反,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揭示的方向,人们在应对当前的许多新挑战和新问题时都不难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正确答案和有效途径。
  这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强权与主权的关系,全球化与主权的关系,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强权政治学说从西方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政治观出发,崇尚强权,矮化主权。
  霸权稳定论认为,主权平等原则不会给国际关系带来秩序和稳定,因为在一个缺乏世界政府的世界,国际法没有强制效力,不会得到认真遵守,主权平等原则只会使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必然带来国家之间对利益和优势地位的纷争;因此,国际关系的本质不是法律关系,而是实力对比关系,国际秩序的状态只取决于国与国之间实力的较量;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依靠强权势力的维护才能形成,强权产生秩序,霸权造就稳定;在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单极秩序比多极秩序更加稳定,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更加有利。
     霸权稳定论的政治逻辑动摇不了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地位,也否定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实践意义。 霸权稳定论等强权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人类社会秩序的形成,并非都是强制的结果,并非都必须以强制力为基础,而完全可以建立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  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规律,人们社会行为中的许多规范,并非强制的结果,而是共识和习惯使然。
  实践证明,能够依靠共识而非强制形成的秩序往往比依靠强制形成的秩序更加有效、可靠和持久。事实上,共识才是一切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基础,即使是需要强制力维持的秩序首先也必须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违背共识强制形成的秩序将不得人心,是不能长久的。
    社会共识如同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其存在和作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包括主权平等在内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是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可和自愿接受的,这种共识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社会秩序,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
  其次,国际法作为一个整体,其在维护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得到所有国家的认真遵守。  任何法律都不会得到其百分之百的遵守,违法行为总是存在的。事实上,国内法遭到的违反和践踏也许比国际法更为常见、频繁,但没有人会仅仅因为存在违法行为而否定国内法对维护国内社会秩序的意义。
  此外,以违法之后是否面临惩罚来来评价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强制力,也是一种误导。在对违法行为予以惩罚这一点上,国际法与国内法并无本质区别,区别只是惩罚形式和执行方式不同。  虽然没有世界政府,国际社会业已在各国主权平等基础上形成一种自治共同体、一个大家庭,拥有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法院等一系列权威机构,在国际政治、安全、经贸、司法、文教等领域发挥仲裁、协调作用。
  在这个大家庭中,一旦违反国际法和游戏规则,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都不能不面临来自其他成员的强大压力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惩罚。  尽管国际法不能像国内法剥夺自然人的生命权那样剥夺违法国家的生存权,但国际法带来的惩罚和压力足以将任何违法国家置于难以自拔的困境,迫其知难而退,使其更迭政策或政治代表人物。
   强权政治理论在国际秩序问题上鼓吹力量决定论,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国际力量博弈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家之间存在力量博弈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其结果影响到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结构。
  但国际秩序不仅决于力量结构,还取决于国与国之间怎样博弈,怎样使用力量。国际力量博弈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基于一定合理规则的博弈,一种是不受规则约束或基于不平等原则的博弈。前者是有序、公平竞争,反映文明和进步,将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后者是无序、不公平竞争,反映野蛮和落后,常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对抗乃至战争,给世界带来巨大破坏和灾难。
    强权政治理论的力量决定论,把受约束的和不受约束的国家间博弈混为一谈,在理论上抹煞了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界限,在实践上不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就效果来说,国家间的博弈与市场经济主体间的博弈有相同之处。
  一个有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不仅在于市场竞争主体之间的力量结构,而且更取决于公平、健全的市场竞争规则。  同样,国际竞争带来的国际力量结构变化对国际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关键在于国家间的竞争和博弈按照什么样的国际游戏规则展开。
  要以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秩序和游戏规则来规范国际的竞争与合作,就应坚持和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倡导的政治理念。 强权政治理论提出强权产生秩序,霸权创造稳定,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也被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是不成立的。
    回顾历史,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常态,是一种必然规律。这种不平衡发展必然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没有千年不衰的帝国",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把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作为国际秩序的唯一基础,在国际力量结构处在周期性变化的状况下,任何单纯依靠一个国家的强制性力量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维持的强权秩序或霸权秩序,从长远看都是不稳定的。  基本原因有两点:其一,一切强权秩序在道义上都是扭曲的,充斥其内部的不是和谐与稳定,而是矛盾、紧张和冲突,因此从本质上看,一切强权秩序的基础都是脆弱的;其二,旧的强权必然要面临新的强权的竞争和冲击,强权势力之间的争斗、不同强权秩序之间的相互交替,都会给世界带来动荡、冲突甚至是战争,都会造成整个国际秩序和国际形势的不稳定。
    由此可见,强权只能给国际社会带来扭曲的秩序,霸权秩序的稳定是短暂的、相对的,霸权秩序的不稳定是必然的、绝对的。人类社会要摆脱国际力量结构周期变化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的负面冲击,跳出霸权主义给世界造成的周期性震荡,就必须摒弃以强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观,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理念,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符合世界共同利益、得到各国普遍认同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保障国际关系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利于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增强的历史过程和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有关经济全球化,有一个问题是人们共同关注的,即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核心政治问题,也是容易令人困惑的问题。一种观点常用"一体化"来概括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以"趋同"论来概括全球化在政治、文化、社会、安全等领域的一些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全球化正使世界同质化、正在弱化国家主权的结论。
  这种观点容易被强权政治理论所利用。  另一种观点则以"全球化即美国化、西方化"来给经济全球化定性,使经济全球化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以此抨击美国利用全球化推行霸权主义,侵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实际却有共同之处,即都从对立的角度看待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和削弱理解成一种必然,只不过前者对此现象给予支持和赞同,后者则对此持担忧和不满的态度。
    这个共同点恰是这两种观点在全球化认识问题上共同存在的片面性。 全面、客观地审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会使我们得出与上述两种观点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全球化必然强化而不是弱化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使国家主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经济全球化并非当代才出现的新鲜事,而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历史进程。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的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技革命的必然产物,是世界市场扩大的必然结果。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经济全球化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国家体系。17、18世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和扩张的时期,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国家体系建立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完成了在全球的扩张,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其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高潮,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国家体系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从两次世界大战的低潮中复苏。进入90年代,由于冷战结束、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又一个高潮。  在同一时期,民族国家体系的成员数量也出现两轮扩大。
  一次是二战后伴随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实现独立的国家,另一次是冷战后实现独立的国家。世界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由二战结束初期的不足一百个迅速增长如今的近二百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体系这两种历史进程的孪生现象和同步发展,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对立的内在联系。
     经济全球化是利用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的过程,有利于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大。然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市场机制不会自发地调节社会公正,反而常常以牺牲社会公平来提高生产效率。
  因而,经济全球化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还有经济主体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个人之间、阶层之间、族群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与利益冲突。  这在近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过程中尤其突出。
  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也是资产阶级对内取代封建势力取得统治地位、对外建立殖民主义体系的过程。对世界市场巨大的利益与风险的分配是一个充满了血与火过程。驾驭这个过程需要集中使用处于一定地域、拥有相同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共同心理特征的族群所拥有的一切力量资源,以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军事保障。
    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的政治载体和安全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各国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虽然比在历史上更加文明,但经济全球化集利益与风险于一体的特点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对于驾驭经济全球化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   民族国家之所以同经济全球化息息相关,是因为民族国家对应对和把握经济全球化中的机遇和挑战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风险是世界性的,但通过民族国家的屏蔽,其影响被民族化、地域化,范围被分割、分解。这种转化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外化"分摊方式。  不同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可以使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享受不同的利益,承担不同的风险。
  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冲突便由此被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所谓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是要求合理分配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与风险。然而,迄今为止,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因素仍然相当突出,少数强国总是把较多的利益留给自己,将较多的风险留给多数弱小国家去承担。
    二是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利益冲突"内化"吸收。各国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公共政策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和风险在国内的分配具有重要调节作用。面对特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同的国内调节政策对于一个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具有不同的影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使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遭受长期奴役,而且曾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严重激化,以至威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利用公共福利政策调节社会的二次分配,有效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也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驾驭全球化的能力。
  如何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同时,通过改善国内政策环境提高应对全球化的能力,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 强调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孪生共存关系,并不否认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同质性内涵,如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加深,文化交流增多,安全和生态环境领域需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更加迫切,等等。
    问题在于怎样界定和认识这些因素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如何看待超国家机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合理的解释是,面对日益增多的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民族国家正在对主权的内涵予以重新认识,对主权的行使方式进行调整,以便在新形势下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主权作为体现国家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国家利益的载体和维护手段,国家利益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行使主权的方式也要适应国家利益的需要经常调整。主权的本质体现在国家处理其自身事务时的自主性,但不能把这种自主性等同于封闭性、排他性。
  因此,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任何政策协调与合作,只要是出自其国家利益的需要在自愿基础上做出的,都是在行使而不是放弃主权,是主权的一种开放型、合作型的行使方式。  国际组织从主权国家那里获得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削弱,而是国家主权的一种汇集。
  这同霸权主义国家胁迫他国违反自身意志放弃主权具有本质的区别。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辩证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生命力。在全球化大潮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被赋予更突出的现实意义。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国际经济秩序和世界各国自身国情决定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中所处的地位。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
    主权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安全阀和最后一道防线。正确驾驭和引导经济全球化,不应轻言主权过时,不应弱化主权,而应提倡各国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五、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利于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国家主权在冷战后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来自新干涉主义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  冷战后,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打着国际人道主义的旗号,越过联合国,就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直接向他国施加各种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和武力干预。
  新干涉主义挑战国家主权的理论依据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全球化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堡垒,正在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形成同质的全球化价值体系,正在掀起全球性的民主化运动;其二,全球化的价值观在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中正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在人权等领域,国内法的传统地位正在被国际法所替代。
    新干涉主义借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挑战国家主权原则,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蛊惑力,因为这涉及两个深层认识问题,一是全球化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二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关系。 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法规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增加,没有削弱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体地位,更不意味着国际法可以取代国内法。
    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是各国主权汇集的产物,民族国家仍是基础。非政府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虽然日益突出,但并不能替代民族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发挥主导作用。由于民族国家体系依然在世界占据稳固的主导地位,国际法与国内法也就只能相互补充而不能相互替代。
  国际法通常是不完全的有待国内法补充的规范秩序,离开了国内法,国际法也就没有意义了。  完全的法律规范至少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属事要素和属人要素,前者规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后者规定谁应该做或不应该做。
  有了这两个要素,属地要素和属时要素才有意义。现代国际法规范通常只决定属事要素,而将属人、属地、属时要素留给国内法律规范去决定,并限定了国内法律秩序的属人、属地和属时效力范围。  因此,虽然可以认为国际法并非只对国家而不对个人设定义务和授予权利,但就调整个人行为的国际法规范而言,其效力的产生仍然离不开国内法。
  同样,国内法也离不开国际法,因为一般国际法最核心也是最完整的部分就在于它对国内法律规范秩序的属地、属人和属时效力范围的规定,一般国际法的其它的方面相对来说是不完整或不成熟的。  离开了国际法,国家和主权就不能被理解了。
  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说明了二者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秩序,试图以国际法取代国内法或否定主权,是对这种统一关系的割裂和歪曲。同国际法调整的许多其它涉及个人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一样,《联合国宪章》对人权问题提出的规范只限制了属事要素,要使其成为完整的规范,还有待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国情去补充其它几个要素。
    因此,《联合国宪章》提出的人权维护问题,是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前提的,二者不是对立关系,也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人权高于主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 接下来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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