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侠五义的作者是谁？七侠五义到底是谁写
>原著作者是石玉昆先生,他笔下五鼠栩栩如生,如同从纸上走了下来,各个性格鲜活生动,惟妙惟肖。而五鼠则是:钻天鼠,彻地鼠,穿山鼠,翻江鼠,锦毛鼠。这五个灵巧的称号,得来却有一番典故。
石玉昆先生的家里常闹老鼠,常常打扰到他写作。 他在写五鼠时突然想到,能不能把小说中的人和现实中的老鼠有机的联合起来呢?
于是,钻天鼠(顶棚或阁楼上的耗子),彻地鼠（地道的的耗子),穿山鼠(墙壁里的耗子),翻江鼠(下水道的耗子),锦毛鼠(是人为豢养的耗子____所以最娇贵最漂亮)。
有关石玉昆的生卒年、籍贯家世、生平事迹、著述等问题，因文献资料的缺乏，今天已难以确知，研究者又都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其中存在着...全部
>原著作者是石玉昆先生,他笔下五鼠栩栩如生,如同从纸上走了下来,各个性格鲜活生动,惟妙惟肖。而五鼠则是:钻天鼠,彻地鼠,穿山鼠,翻江鼠,锦毛鼠。这五个灵巧的称号,得来却有一番典故。
石玉昆先生的家里常闹老鼠,常常打扰到他写作。
他在写五鼠时突然想到,能不能把小说中的人和现实中的老鼠有机的联合起来呢?
于是,钻天鼠(顶棚或阁楼上的耗子),彻地鼠（地道的的耗子),穿山鼠(墙壁里的耗子),翻江鼠(下水道的耗子),锦毛鼠(是人为豢养的耗子____所以最娇贵最漂亮)。
有关石玉昆的生卒年、籍贯家世、生平事迹、著述等问题，因文献资料的缺乏，今天已难以确知，研究者又都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其中存在着不少附会误判之言，因此有必要结合有关文献及前人的研究予以澄清。
研究这一问题尽管受到资料缺乏的诸多限制，但有些情况还是可以根据有关记载大体推断出来的。
据现有资料来看，石玉昆主要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比过去人们印象中的时间要早。据《非厂笔记》记载，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转引自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载王俟年编（1919-1949）《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23页）。
当时也有人称其为石先生或石三爷。富查贵庆曾有诗吟颂石玉昆，诗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据披露这首诗的吴英华、吴绍英介绍，”它当作于道光十七年以前“（吴英华、吴绍英《有关〈三侠五义〉作者的一首可贵的诗》，《天津日报》1961年8月29日）。
由此可知，石玉昆至少在道光初年即已成名。实际上，他成名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在道光四年（1824）年的庆升平班戏目中，有不少《三侠五义》的重要关目，如《琼林宴》、《三侠五义》、《遇后》、《花蝴蝶》等。
《三侠五义》为石玉昆所创，戏曲从此取材，必定是在《三侠五义》广为流传之后。按常理，艺人在成名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徒训练。即使石玉昆天赋高，出道早，其成名时至少也得有二三十岁。这样，即使保守地估算，石玉昆出生至少也当在嘉庆五年（1800）年以前。
石玉昆达到艺术顶峰、享有盛誉主要是在道光年间，这可从相关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道二十三年（1843）年至二十五年（1845）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的《石玉昆》篇专门描述石玉昆演出的盛况。
正如阿英所言，“玉昆应称‘道光时说书人’”（阿英《关于石玉昆》，载《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303页），近人崇彝也说“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道光朝石玉昆所传也”（崇彝《道石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9、19页）。
至于石玉昆的卒年，目前还不能确知。崇彝在谈论光绪年间聚珍堂版本《三侠五义》时，特意强调“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言语中流露出今昔之感。按说光绪年间石玉昆还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如此刻意强调“道光”这一时间的。
有的研究者根据《三侠五义》“最初刊本《忠烈侠义传》的成书年代来推测”，认为石玉昆“大约应该在同治十年（1871）年已经去世了”（赵侃执笔《石玉昆及其〈三侠五义〉》，《河北文学》1961年第4期）。
李家瑞则认为石玉昆“大约死在同治末年”（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载王俊年编（1919-1949《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324页）另据李宗侗在民国年间进行的调查，“石玉昆在石丰时已经老了，尚是嘉、道时间的人”（李宗侗致胡适书，载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587页）。
不过，石玉昆去世的时间也有可能更早，蔡省吾未刊稿《北京艺人志》有如下一条记载：“（石玉昆）殁后有《赞昆》子弟书，名重一时。”（转引自赵景深《三侠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子弟书《赞昆》又名《叹昆》、《叹石玉昆》、《评昆论》或《石玉昆》、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则石玉昆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年之前即已去世。
稳妥一些，说石玉昆于同治年间或之前去世，大概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石玉昆受到人们如此多的关注，在社会上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演唱技艺的高超。子弟书《石玉昆》对此有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高抬声价本超群，压倒江湖无业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
”（子弟书《石玉昆》，载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34页）。石玉昆所演为子弟书和单弦，有人称其为“单弦之祖”（崇彝《道石以来朝野杂记》，9页）。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一个新的说唱艺术流派——石派书，又称石韵书。
由此可以看出，其演出在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以致于有些书铺借此牟利，“按段抄卖，另有目录，要者定写”。就连当时的说书艺人对石玉昆也是赞淮有加：“就拿玉昆石三爷他说吧，怎么就该说不过他？他如今是不出来咧。
他到那个书馆儿，一天只说三回书就串好了几十吊钱，如今名动九城，谁不知道石三爷呢？”（抄本《全本南清宫庆寿》，转引自鲁德才《三侠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2页）。据说石玉昆曾为礼王府供奉（金受申《老书馆见闻琐记》，《曲艺》1959年8-11月），不过这条记载与富察贵庆《知了义斋诗钞》诗序中所说的“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似乎有些矛盾。
从富察贵庆诗中的描述来看，石玉昆是一位颇有个性与骨气的民间艺人。
石玉昆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在演出内容方面的出新，特别是他别出心裁，将包公审案与江湖侠义题材结合起来，推陈出新，在《施公案》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题材类型——公案侠义小说，对清代中后期包括说唱、小说、戏曲在内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显然，石玉昆不是那种亦步亦趋、因循守旧的艺人，他享有盛名几十年，成为与柳敬亭一样著名的民间艺人，不仅受到市井民众的极大欢迎，也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正如子弟书《石玉昆》中所说的：“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
”石玉昆对自己首创的这套书还是很有感情的，据当时的说书艺人介绍，：玉昆三爷说了一辈子的包公案“，”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辈子的“（抄本《全本天齐庙断后》，转引自鲁德才《三侠五义》2页）。石玉昆创作《三侠五义》，正如胡适所概括的：”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
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写各位侠客义十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胡适《三侠五义》序，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98页）由于《三侠五义》深受欢迎，其他民间艺人纷纷效仿，在石玉昆生前，即有与他同时说《三侠五义》者。
说石玉昆是《三侠五义》的首创者，这一说法虽为学界广泛认可，但较为含糊，可以将这一问题分解为石玉昆与说唱本《龙图公案》，及后出《龙图耳录》、《忠烈侠义传》乃至《小五义》、《续小五义》关系的梳理和辨析。
石玉昆的演出应该是有说有唱的，现存以《包公案》、《龙图公案》为名的说唱本多种，分藏于首都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等藏书机构。这些说唱本大体上可分石派书和说唱鼓词两种。石派书自然为石玉昆所传，与其演出的内容最为接近，但它们未必就是直接听记石玉昆的说唱而来。
说唱鼓词当也由此演变而来，受到石玉昆的重要影响，但它们皆根据演出需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与石玉昆原创的距离要远些。
《龙图耳录》部分内容由听记说书而来，据孙楷第介绍，在其“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书人自记一行云：‘此书于此毕矣。
惜乎后文未能听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20-221页）崇彝也说：“此书（指《三侠五义》——笔者注）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有祥乐亭、文冶庵二公在内）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9页）崇彝接着又说：“其中人物，各有赞语（今本无），多趣语，谐而雅。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一句：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拉开了时间距离，排除了听记石玉昆说书的可能，而且这种说书与石玉昆所创的石派书不同，因为它并没有唱词，只是”其中人物，各有赞语“。
后来的整理者删去的只是赞语，不是唱词。从崇彝称”故旧数友“的口气看，他对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同时还要说明的是，《龙图耳录》也并非全是听记说书而来，因为该书卷首说的十分明白：”《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
“从这段话可知，《龙图耳录》是在“原有成稿”的基础上，“翻旧出新”而来的，其中包括“三十余回”的“说部”和“六十多本”的“野史”。“说部”显然是指与《龙图公案》内容相关的一部小说，“野史”当是指记录下来的说唱《龙图公案》，因为这种说唱歌多是以本为单位的。
《龙图耳录》由石玉昆的说书演变而来，其渊源传承关系十分明显，但两者在体裁、内容等方面已有了较大的差别。
后来面世的《忠烈侠义传》（又是称《三侠五义》）则又是在《龙图耳录》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润饰而成，由北京聚珍堂书坊首先刊出，随后各家书坊纷纷翻刻，广泛流传。
其加工整理者为问竹主人、入迷道人。因为石玉昆是首创者，所以题“石玉昆述”，也算不上冒名。这样，经过众人几番修改整饬。其内容已与石玉昆早年的实际演出有了很大的距离。正如鲁讯评述《小五义》、《续小五义》时所说的“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后”（《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47页）。
至于《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尽管其初刊者文光楼主人石铎信誓旦旦地说自己“采访《龙图阁公案》底稿，历数年之久，未曾到后”，后来“适有友人与石玉昆门秆素相往来，偶在铺中闲谈，言及此书，余即托之搜寻”，终于，“友人去不多日，即将石先生原稿携来”（文光楼主人《小五义序》，光绪十六年文光楼刊本）。
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不过是一种促售广告，其所得并非石玉昆的原稿，正如胡适所说的：“这话大概不可相信。”（胡适《三侠五义》序，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196页）至于那位光绪四年（1878）二月间在王府说《小五义》的民间艺人，有人认为是石玉昆本人。
事实上，这位民间艺人根本不可能是石玉昆，甚至连石玉昆的徒弟都不是，他在《小五义》说过一些批评《忠烈侠义传》的话。如果这位民间艺人是石玉昆的话，那《忠烈侠义传》、《龙图耳录》以及石派书《龙图公案》的创作者又会是谁呢？事实上，这位在王府说《小五义》的民间艺人也是有迹可寻的，据李宗侗在民国年间对说书艺人的走访调查，《小五义》是说书艺人“李凤山于光绪初年在北京羊肉胡同文宅说评书时编的”，他认为这一说法“似颇可信”（李宗侗致胡适书信，《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587页）。
显然，探讨石玉昆的生平著述及艺术成就，是不能以《小五义》、《续小五义》为据的。其实，仅靠一部别具特色的《三侠五义》，已足以使这位民间艺人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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