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集有哪些？

    诗歌流派 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有： *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 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 1930年代： 中国现代派诗群、七月派、汉园三诗人 * 1940年代： 中国新诗流派、九叶诗派 * 1950年代： 中国现实主义、新现代主义（现代派诗群）、蓝星诗群（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群（创世纪诗社） * 1970年代： 朦胧派（今天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 * 1980年代： 新边塞诗派、大学生诗派、第三代诗群（新生代诗群、新世代）、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圆明园诗派、撒娇派、他们诗群、丑石诗群、非非主义（红色写作）、神性写作、新乡土诗派、知识分子写作诗群、撒娇派 * 1990年代： 网络诗歌（网络诗人）、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信息主义、70后诗人、春草派诗歌、90后诗人 。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晚清，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有过“诗界革命”的呼吁，黄遵宪又首倡“新派诗”，都为随后的“五四”新诗运动起了前导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大力推崇新诗。
   最初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  这个刊物继发表新月诗社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于1917年2月2卷6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这是中国诗歌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诗。
  4卷 1期又集中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 9首。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是新诗中出现得最早的同情底层人民生活并揭示人道主义主题的作品。  沈尹默的《三弦》，开始以新的语言和方式表现生活，并注重音韵的动听和谐。
  与刘半农相近的是刘大白，他著有《旧梦》﹑《邮吻》，大多表现民间疾苦，《红色的新年》﹑《劳动节歌》则表达了对新世界的憧憬。他很注意对民谣的借鉴。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部白话新诗集。
    胡适认为古今文学革命运动总是从文体的大解放入手，因此提出：“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他作为倡导以白话写诗的第一人，主张新诗的文体是自由的和不拘格律的观点，对新诗的创立有积极意义，并直接导致了“五四”新诗最初的自由诗派的形成。
    当时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的最早一批新诗尝试者，除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外，尚有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他们致力于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其中标志著完全摆脱了旧诗词影响而卓然自立的，当推周作人的《小河》。
  这首诗以明白恬淡的口语构成隐喻，暗示着因违逆自然规律而导致的悲剧性冲突，抒写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要求。   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星期评论》等刊物也团结了一批新诗开拓者，如写《冬夜》的俞平伯，写《草儿》的康白情，写《踪迹》的朱自清，写《童心》的王统照，写《晚祷》的梁宗岱等。
  文学研究会中的诗人，更以郑振铎﹑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的合集《雪朝》显示了创造实力。  他们抱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和“自然”﹑“率真”的追求，使底层生活的实际场景融入朴实清新的诗句，从而壮大了现实主义在自由体白话诗中的力量。
   由于文学研究会诸诗人的积极实践，开辟了早期新诗注重社会生活，面向人生，揭露黑暗，以新诗作为干预人生手段的现实主义倾向。朱自清是其中成绩显著的诗人。  他的《毁灭》以长篇抒情的方式，写“五四”退潮之后的青年“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的矛盾心境，留下了“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他在《踪迹》中的诗篇，已超越尝试之作而趋于成熟，表现诗人积极正视现实的精神。王统照也有《这时代》问世，集子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传达了人间的苦味。  冰心也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者之一，除小说﹑散文外，擅长以小诗的形式写刹那间涌现的哲理思考的断片。
  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深受泰戈尔的影响，晶莹清丽，浸透着在人性主题下的母爱和童心。这些由智慧和情感的珍珠缀成的人生经验的短诗，内容自由活泼，形式不拘一格，从侧面传送出“五四”时代思想开放的自由气氛。
    也与新诗独立于旧诗之后扬弃模式化的抒情转向重视理性的阐发的追求相衔接，一时写者甚多，形成了新诗史上的小诗运动。其中以宗白华的《流云小诗》较有影响。 “五四”时期青年男女渴望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湖畔诗社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因此为世人注目。
    汪静之尚有《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些作品显示出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和激情。 5流派形成 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的主将﹑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五四”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激起了先进分子的觉醒。
  由不满现状而陷入苦闷的广大青年，迫切寻找激情喷发的方式表达个性解放的要求。  一批诗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启示和力量。他们在理想的憧憬中揭露封建黑暗，作为旧秩序的叛逆者而忠于自己的热情和理想的一代人，很自然地从思想上接受浪漫主义，并用以作为艺术原则，指导自己的创作。
  这就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创造社诗人崇奉浪漫主义的动因。   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的大部分诗篇写于1920年。他的创作在飞动和呼啸的抒情形象中传达“五四”狂突进的时代精神。
  他摒弃了小诗运动的诗人们那种隽秀的情趣，创造出以雄浑的调子﹑急速的旋律﹑囊括万物而又不拘形迹的豪放诗风。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要求，诗中充满了20世纪的动的精神，《女神》的基本精神在于创造，于旧的毁坏中寻求新我的诞生。
    郭沫若笔下自焚的凤凰形象，集中地体现了对旧世界的批判与抗争的意识，同时又象征着那个创造和追求光明的时代，郭沫若还追求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融汇，《女神》中不少作品以新诗的形式表现溶进了现代精神的古老神话传统，既与新世纪的抗争意识相通，又与中国历史文明﹑特别是“五四”时代精神一致。
    他为新诗引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汇，丰富并完成了新诗现代形象的改造更新。继《女神》之后，郭沫若又有《星空》﹑《前茅》﹑《恢复》等诗集。 提倡浪漫主义诗歌的，还有创造社的成仿吾﹑柯仲平，和后来组织太阳社的蒋光慈等。
  蒋光慈的诗集《新梦》所收系1921至1924年旅居苏联的作品。  他把浪漫主义激情具体化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唱。他的诗热情澎湃，格调宏朗，但也因未能扣紧中国现实而有些浮泛。
  《新梦》之后的《哀中国》﹑《战鼓》，高亢之音减弱，流露出某种感伤情调，但“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著”(《〈哭诉〉?序》)。受到创造社的直接影响，沉钟社及其主要成员冯至的诗风，同样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浪漫主义情绪。
    冯至的《昨日之歌》中的诗篇，其基本主题也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抒情真挚细腻﹑幽婉动人。后来《北游及其他》中的诗，又增加了现实的内容，冯至写的诗是个人“如烟如梦”的哀愁，概括了“五四”以后追求光明的青年的苦闷心理。
   随著自由体新诗的勃兴，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便转而要求便于吟诵的格律化。  新月派(见新月社)的出现顺应了这种潮流。1926年北京《晨报》创办《诗镌》，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人主办。
  随后又创办《新月》和《诗刊》。在刊物的发展沿革中培养﹑集合了一批艺术主张相近的诗人，新月派即由此得名。这是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的诗人。  其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认为诗应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
  他们创造的新诗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的毫无拘束，又不是古典诗词那种陈旧的模式，而是在自由体新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统一格律要求的格律诗。此派诗人的情调风格都接近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但反抗精神甚为微弱。
    他们的诗篇注重艺术的纯美，主题往往是人生的经验﹑人性的美丽以及爱情的追求。也有一批诗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关切，但思想始终未曾超越人道主义。当理想和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失落，也易于产生幻灭感。
   徐志摩是新月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致力于诗体的输入与试验，尝试的诗体最多，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  他的诗语言鲜明，色彩清丽，具有流动的质感，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鲜明﹑灵动。
  徐诗稀薄地联系社会生活，寻求人的尊严与爱情的高尚，但虽想冲出黑暗迎接光明，却常常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一旦人生的际遇超乎他的预料，便由信仰的动摇而趋于颓唐，这在从《猛虎集》到《云游》的“自剖与云游期”，体现得最为充分。
     闻一多是新月派创作和理论全面发展的诗人，著有诗集《红烛》﹑《死水》。《死水》一诗是他贯彻自己艺术主张的力作，以设想的奇诡﹑色彩的浓郁﹑节律的和谐以及格式的整饬著称。死水是旧中国衰颓的象征，它表达了诗人对黑暗腐败的抗争，并以烈的嘲讽来宣示那未曾绝望的激愤。
  闻一多是一位呕出一颗心来，怀着火一般激情，唱着悲愤诗句的爱国主义者。   新月派诗人中，朱湘在格律诗的倡导和建设方面亦多有建树。他著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他的诗洋溢着和谐庄穆。
  其诗在幽婉恬淡方面有特色，有时表现为隐晦神秘而有明显的对于现实的规避。朱湘致力于诗的叙事，这方面的实践在早期新诗人中较为突出。此外，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沈从文﹑朱大柟﹑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亦叫“林徽音”)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
     2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风兴起，李金发以法国象征徵主义诗歌为模式，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引进自己诗中，有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他以新奇生涩的形像，表现富于异国情调的感伤气氛。
  他重视暗示性的隐喻，通过一些朦胧的诗的幻觉，企图再现人生的隐秘。  生与死是李诗的基本内容。他关注晦暗的﹑悲剧性的命题，主调是感伤颓废的。语言芜杂而艰涩。与李金发诗风相近者，有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姚蓬子等。
  他们提倡唯美的纯诗，强调诗的音乐和形式之美，捕捉诗的朦胧境界。王独清诗中，颓废没落的气氛甚浓，着重点染浓艳的刺激性色彩。   同样受到法国象征派影响的戴望舒，创作始于20年代中期。
  他因发表《雨巷》一诗而被称为“雨巷诗人”。这首诗以悠长的雨巷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构成了一种朦胧的理想化气氛，以象征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在这以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有了改变，认为诗不应藉重音乐和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面，而在情绪的抑扬顿挫上。
    从《我的记忆》开始，由外在字句的节奏变为内在情绪的节奏，明显地转向现代诗风。 1932年《现代》杂志出版，在刊物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被称为“现代派”。其实“现代派”之称只是一种借用，他们的作品多数藉重于象征派。
  只是较之李金发，他们的诗风趋于明快，舍弃了语言的欧化。  他们扬弃了从新月派到象征派的明显局限，转为内向性的自我开掘，擅长表达人生的忧郁和欣慰，以暗喻的手法抒写内心的隐曲。
  他们敏感地抒发对于城市生活的厌恶，展示自我灵魂在日益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前的悲哀。一旦现实的社会主题触发他们内心的火花，他们也会以独有的艺术写出如同戴望舒的《断指》﹑《我用残损的手掌》那样积极的诗篇。
    曹葆华﹑徐迟﹑金克木﹑林庚﹑废名(冯文炳)、吴奔星、路易士、李白凤以及早期艾青的某些作品，都受到现代诗风的影响。 《汉园集》三作者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其中何其芳﹑卞之琳的作品既有“新月”的馀波，又带象征派诗的色彩，他们的诗有独特艺术个性而又以曲折方式面向人生。
    何其芳华丽而不尚繁缛，清新之中见蕴藉，善于捕捉情绪的微妙变幻而赋之以鲜丽的形象。卞之琳的诗重视时空感觉，往往以象征的方式写出沉思中悟得的哲理，他的圆熟精致而富有冷静的理性是公认的。
  但有时为了哲理的表达，省略甚多而显得空阔滞涩。李广田的诗则较为淳朴，是“地之子”的真挚歌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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