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是不是
既然你有兴趣．附上一篇文章．只怕你没精力看完．
注：１．仅供参考．本人不予置评．
２．文章较长．分两部分登出．
曹雪芹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伟大作者，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常识。 然而，这一最先由红学考证派祖师胡适认定的说法，在学术界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即除了考证派的红学家始终这样认为，并一直孜孜以求地为这一课题进行始终没有结果的考证外，越来越多的《红楼梦》读者和学者对“《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俞平伯先生也从“《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一说的支持者转变成了持怀疑论者。如果我们仔细将《红楼梦》书中情节与曹雪芹名字及考证派考证而来的所谓曹雪芹家世进行比较，...全部
既然你有兴趣．附上一篇文章．只怕你没精力看完．
注：１．仅供参考．本人不予置评．
２．文章较长．分两部分登出．
曹雪芹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伟大作者，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常识。
然而，这一最先由红学考证派祖师胡适认定的说法，在学术界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即除了考证派的红学家始终这样认为，并一直孜孜以求地为这一课题进行始终没有结果的考证外，越来越多的《红楼梦》读者和学者对“《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俞平伯先生也从“《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一说的支持者转变成了持怀疑论者。如果我们仔细将《红楼梦》书中情节与曹雪芹名字及考证派考证而来的所谓曹雪芹家世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个曹雪芹无论在其名字上，还是在有关红学家所考证得来的曹雪芹家族史上，都与《红楼梦》书中情节存在太多的自相矛盾。
如果以《红楼梦》书中鲜明的“反清吊明”的观点，再结合清朝雍正、乾隆期间残酷的文字狱特征，就算这部《红楼梦》真是曹雪芹所著，他也绝对不敢把自己的真实名字写到书中去，从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胡适先生最先认定和一直坚持的，许多红学家至今沿用的《红楼梦》是曹雪芹家世的自传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一、曹雪芹以一个真名与全部假名混在一起不合常规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曹雪芹是在“悼红轩”中将空空道人抄写来的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书中人物，而这个曹雪芹也仅仅只在书中的前后各出现过一次。
最先与曹雪芹同时出现在书中的人物除了空空道人，还有一个孔梅溪（恐没戏），然后就是曹雪芹了。从字面上来看，书中开头所谓的空空道人也罢，孔梅溪也罢，书中的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村）乃至英莲（应怜）、贾宝玉、林黛玉等等，都是或取谐音，或取隐意而虚拟的书中人物。
《红楼梦》书中有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名言，这句话所阐明的道理很简单，当把假的当成真的之后，真的也就是假的了。由此看来，在通篇书中全部是虚拟名字的情况下，作者单独把其真实名字写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即使这个曹雪芹的名字是真实的，但就这部书的结构而言，作者把这个名字掺乎其中，也就完全丧失其真实的意义了。王国维对此评论说：“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
” （1）
正是这个原因，当《红楼梦》一书刚刚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或最初以排版印刷方式大批量发行时，当时的读者们对这部书的作者是谁既搞不清楚也并不关心，就连最初刊印《红楼梦》的程伟元也只是在书中的序言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
”
所以，在《红楼梦》书中开头结尾出现在“悼红轩”中的“曹雪芹先生”是不真实的。这个“曹雪芹先生”只不过是和“空空道人”、“甄士隐”、“贾雨村”、“贾宝玉”等人一样，同属子虚乌有的书中人物！如果按照《红楼梦》书中诸多人物的命名特色，在悼红轩中把空空道人从大荒山无稽崖下那块石头上录来的《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曹雪芹”，原本就是被不少学者提出过的即抄写这《石头记》的借代词称——“抄写勤”——与其谐音的一个借代符号而已。
至于那个被胡适等人崇拜了近百年的伟大天才曹雪芹，不过是大千世界中一个偶然与《红楼梦》书中人同名的凡夫俗子罢了。
在清代乃至清代以前，中国人对自己的姓氏名字及祖先的名字是非常讲究避讳的。以致中国的古人们特别为此制定了相关的避讳规则和行为准则，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因避讳而引起的一些掌故和笑话，如李贺因父亲名李晋而不能考进士（2），田登因“登”字与“灯”字同音而下令将上元节“放灯三日”改成“放火三日”（3）。
在《红楼梦》书中，作者也写到了仅五岁的林黛玉在读书时，“凡‘敏’字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4）即为其母亲的名字避讳。此外还写到怡红院里的丫鬟红玉因为“与宝二爷重了名，如今改作小红了”（5）。
这样看来，《红楼梦》书中对中国自古沿用的避讳现象还是揭示得比较全面的。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作者，由于对避讳的社会现象耳濡目染，最起码的避讳观念必然是根深蒂固的，是不可能对自己和自己祖先的名字进行轻易侮辱和糟蹋的。
就如前面所说，作者在书中第二回里一边通过贾雨村之口，说五岁的林黛玉知道为其母亲贾敏的名字避讳，从而说明黛玉深受家庭影响，小小年纪就深明大义。与此同时，却又同样通过贾雨村之口，竟对一个根本不影响本书故事情节，可有可无的曹操点名大骂！很多人都知道，在一些红学家们找来的有关曹雪芹的考证资料中，有个叫敦诚的人就曾经写过一首《寄怀曹雪芹》的诗，并在诗中大肆奉承曹雪芹是“魏武之子孙”。
由此看来，如果这部书真如胡适们所说是曹雪芹所著，那么，这个素以魏武子孙而自豪的人，竟然如此无知地与自己笔下的林黛玉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不近人情地痛骂自己的祖先，不能不说是典型的自相矛盾！
除此之外，这个曹雪芹还在书中分别把其名字中的“雪”字、“芹”字糟蹋得狼籍不堪，这也是与常情常理格格不入的。
在《红楼梦》这部书中，以“甄”代“真”，以“贾”代“假”，以“雪”代“薛”，是该书的基本特色。如“丰年好大雪”（6）、“菱花空对雪澌澌”（7）等等，指的就是薛家。然而在作者的笔下，这一家姓薛的人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如薛宝钗不择手段获得贾母、王夫人的欢心，鸠占鹊巢与宝玉成了亲，最后落了个被宝玉抛弃而厮守空房；薛姨妈则王婆卖瓜地在贾母、王夫人面前百般吹嘘她女儿如何如何好，一直存心拆开黛玉和宝玉的结合，是这部书中最为险诈的人物之一；至于呆霸王薛蟠的那副横行霸道、不学无术的地痞嘴脸，就更加不用说了。
作者不但在书中让这般薛家人把曹雪芹名字中的“雪”字予以玷污，还诌出一个贾府里“草”字头族辈中一个最最不要脸，比贾府族中“草”字辈里其他任何人都卑鄙无耻的贾芹来，拿“雪芹”的“芹”字再来一通“开涮”。
这个贾芹领着一班小女道士、小尼姑到水月庵去进行管理，本是贾琏，其实是凤姐徇私对他的特别关照，这样的好差事是贾府族中其他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是，这个贾芹并不是对这些道士尼姑们进行正经的管理，而是和她们饮酒作乐，聚众赌博，无所不为。
到了过年，一些没有固定收入的族中子弟到宁府领取年物时，贾芹也去冒领，被贾珍狠狠地痛骂了一顿。贾珍骂他“穿戴这样花俏”，“在家庙里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还来领本是发给那些闲着没差事的人过年的年货，“真是太也贪了！”（8）后来，这贾芹居然与那些小尼姑、女道士更加胡闹起来，最终被人写了一首“西贝草斤年纪轻，水月庵里管尼僧。
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不肖子弟来办事，荣国府内出新闻”的打油诗贴在了荣府的大门口，把个政老爷气得要死。（9）
这样说来，胡适们所认定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作践“雪”字的同时，更把一个“芹”字拆开，并将此编出一段打油诗冠在这“不肖子弟”贾芹身上，把其名字与薛蟠、贾芹等“不肖子弟”们资源共享，这样的事，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中，或在中国所有的文学家中，恐怕是再也找不出来的。
试想，如果这部书的作者真的就是曹雪芹，他既然能写出洋洋大观近百万字的伟大著作，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分享给如此不肖的薛蟠们和贾芹？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为了证明《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以胡适为首的新红学大师们反复拿出一个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就是胡适在发现了庚辰本后写的跋文中（《胡适近著》第一集）的说法：
此本有一处注语最可证明曹雪芹是无疑的《红楼梦》作者。
第五十二回末页写晴雯补裘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下有双行小注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避讳“寅”字。此注各本皆已删去，赖有此本独存，使我们知道此书作者确是曹寅的孙子。
引用这一说法证明《红楼梦》作者确是曹雪芹的，还见于冯其庸、李广柏先生合著的《红楼梦概论》一书。该书还把这层意思以“‘寅’字的避讳”为题，开辟出一个专门的小段落，以体现这个证据的重要。冯、李二位先生在书中着重指出：“这无异又是在书里藏下了一个曹家和雪芹自己的特殊标记。
”
令人遗憾的是，胡适乃至冯其庸等人仅仅将书中把寅正初刻写成自鸣钟敲了四下，就认为这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有意识地要在书中为他祖父避讳，以此作为最可证明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有力证据，只是这个证据的力度实在太单薄了。
更何况这一证据的来源本身，即庚辰本就是被许多红学家认为是部自相矛盾、谬误百出的本子，就连冯其庸先生也认为这个本子“甚至错乱得不可卒读” （10）。反过来说，胡适、冯其庸、李广柏等先生找来的这个证据，不但为“曹寅的孙子”曹雪芹“避讳”证明不出任何名堂，反而捅出了这个曹雪芹在为其祖父及祖宗“避讳”方面有悖社会常情的大漏洞，彻底暴露出曹雪芹与《红楼梦》并无关系的马脚。
比如就在二十六回书中，薛蟠在与宝玉、詹光、程日兴，还有唱曲儿的好几个人喝酒作乐时，薛蟠为了卖弄自己见到一张春宫，从而夸一个叫做“庚黄”的人“画得着实好”。宝玉听了，“想了半天，不觉笑将起来”，并纠正薛蟠所说的“庚黄”原来是“唐寅”两个字。
薛蟠原为卖弄自己见多识广，反而出了丑，“只觉没意思”，便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笑道：“谁知他糖银果银的！”
要是按照红玉因与宝玉重名而改名字，黛玉遇“敏”字则每每读“密”音，连书中人物都非常讲究“避讳”的话，这个“曹寅的孙子”曹雪芹也是不可能编写这部《红楼梦》的。
因为在这部书里，曹寅的“寅”字除了被薛蟠拿来取乐外，还在书中多次出现。而与他爷爷名字曹寅的“寅”字同音的“淫”字就出现得更多了。也就是说，这个曹寅的“寅”字简直被“曹寅的孙子”亵渎得一塌糊涂。
仅是书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和宝玉说话时，警幻仙姑在口中蹦出了一连串的“好色不淫”、“情而不淫”、“好色即淫”、“知情不淫”之后，又对宝玉说“吾之所以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在书的最后，甄士隐也一直和贾雨村谍谍不休地大谈“淫字不可犯”，“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的大道理。
此外，书中对曹寅的父亲曹玺的名字也进行了同样莫名其妙的践踏和亵渎。从而进一步说明了胡适们关于“《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说法的苍白无力。
据胡适等红学家们介绍，“曹玺，字完璧”，因政绩显著，深受康熙器重。
被康熙陛见时，受到过“赐蟒服，加一品，御书‘敬慎’扁额”的殊荣。另据奉宽先生《兰墅文存与石头记》文中称：“曹玺，原名尔玉，弟名尔正，玺以诏旨笔误更名。”他在这里说得很明白，“尔玉”是因为下诏书时，圣上把“尔玉”两个字相连在了一起，这是因为古人写字俱是竖着直行写而造成的，于是曹玺大人就奉旨而行，把自己的名字将错就错地改名为“曹玺”了。
因此，奉宽先生发表议论说：“雪芹作《石头记》虚构宝黛诸名，是以曾祖之名为狎亵笔墨，虽风流疏放，恐亦不能如是，岂既已更名，便不讳乎？此疑不能释也。”其实，作者在书中除了虚构出宝玉、黛玉、妙玉、红玉、若玉、蒋玉菡“以曾祖之名为狎亵笔墨”外，还在二十七回书中借凤姐之口，对凡是名字带玉的人（这里没有必要把尔玉大人排除在外）通通讥讽了一番。
当凤姐得知宝玉房里的丫鬟小红原来也叫红玉，因为避宝玉讳，“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小红了”时，“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的很！得了玉的益似的，你也玉，我也玉！’”
如果《红楼梦》真如胡适先生说的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所写，那么作者的这般写法，也许连所有的考证派红学家也说不清这个曹雪芹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
就如奉宽先生说的，雪芹的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该把自己曾祖的名字如此“狎亵”啊！就如前文所说，在作者的笔下，连一个当时年仅五岁的林黛玉还懂得处处为其母亲避讳呢。我们即使退十步乃至退一百步来说，这个“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并不知道其曾祖原来叫尔玉，只知道叫曹玺，但要是按照《红楼梦》书中贾府人的命名特色，“文”字部首为一辈，“玉”字部首为一辈，“草”字头部为一辈，从词义上来说，这个“玺”字也是和贾珍的“珍”字等为同一个“玉”部首的字，这样看来，这个“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把一辈乱七八糟的贾珍、贾琏、贾环之流，和自己的曾祖混为同一个“玉”字部首的辈份之中呢！曹雪芹又怎能违背最起码的社会常识和伦理观念，把自己的祖先曹玺进行如此不堪的侮辱和狎亵呢！
如上文所说，这个被胡适先生最先认定是“《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完全有悖一个社会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对本应避讳的祖先名字，甚至自己名字大行遭塌、侮辱之能事，从而说明了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关于“《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之说的不可信。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红楼梦》一书把贾府中的很多主要成员都刻画成禽兽不如的贪婪、阴险、虚伪、狠毒的人皮怪物。进一步说明了胡适们关于《红楼梦》是作者对自己家世进行“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的“老老实实的描写”的不可信。
（11）
就在这部书的开头后不久，作者先借焦大之口，给荣宁两府的老老少少来了个公开亮相和一顿痛骂：“那里承望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12）
到了十四回，作者在极力铺排了秦氏盛大的丧事场面后，把那些来为秦氏送殡的王侯公子，不露声色地全部骂作禽兽之类，在他们的名字上全都冠上牛、彪、翼、马、侯（猴）、珠（猪）、陈（禽）等字样。
对此，清代末年太平闲人张新之进行了一番评注，他说：“一段送殡诸人，王孙公子，历历写出，以形其盛。其名姓所称八公，各有取意，曰牛、曰彪、曰翼、曰马、曰侯、曰珠，或以姓，或以名，无非禽兽也。故为荣宁同类。
”（13）
特别是六十六回书中，作者还借柳湘莲之口对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就更是把贾府的人骂的连禽兽都不如了。
为了明确而又隐约地把荣宁两府人写成衣冠禽兽，作者还刻意在衣饰等方面对他们进行了禽兽方面和另有隐意的外包装。
比如林黛玉刚到荣府时，一见凤姐，就看见凤姐“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14）；她来到王夫人家里，也见“临窗大坑上铺着猩红洋毯，正面设着大红金线蟒靠背，石青金线蟒引枕，秋香色金线蟒大条褥”（15）。
在元妃省亲时，“省亲别墅”里也是“说不尽帘卷虾须，毯铺鱼獭，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16）书中关于其他的鼠皮狐皮之类的摆设就更多了。如五十三回书中，写贾珍发年货时，则“披着猞猁狲大裘”，在庭柱下“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贾母等的坐褥上也都是黑狐皮、大白狐皮、灰鼠椅搭小褥之类。
在四十九回，因为下着大雪，宝玉和众姊妹商量开社作诗，众人相聚时，“大家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只有宝琴是“野鸭子头上的毛”织的金翠辉煌的一领斗篷。黛玉穿着“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史湘云则“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个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戴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
褂子里穿着的是“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褙小袖掩襟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
把一个湘云简直画成集许多禽兽于一身的怪物了。就是在大家熟悉的“晴雯补裘”的故事里，晴雯补来补去的也不外乎是一件“俄罗斯国孔雀毛粘了线织的”雀金裘。其中湘云衣服上“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字眼及书中许多关于“金钱蟒”的描写，其实就是考证派所不敢想象的明摆着的龙袍龙褥的描写（另文专述）。
为什么作者要如此不厌其烦地一定要把包括宝玉在内的人都作禽兽的衣着包装呢？甚至连袭人回娘家去，也是身穿银鼠袄子，外套灰鼠褂，凤姐又把自己的一件半旧大红猩猩毡送给她呢？（17）这是因为在明末清初，一些汉人，主要是明朝遗族中的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统治表示出强烈的反对，他们斥清朝为“妖”，视其发辫为“禽兽”。
（18）了解了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我们就会进一步知道《红楼梦》作者根本就不是在“老老实实”的写什么“自叙”，而是借书中的“假语村言”，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清吊明”思想！正是这个原因，作者还借贾赦之劳，就因为大观园一只野鸡飞起来看花了眼，便当作是妖怪现身，从而在大观园搞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驱邪降妖”的大法事。
（19）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