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为什么要东征？

十字军第四次东征为什么杀入君士坦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君士坦丁堡原因初探 旨在收复胜地耶路撒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偏离目标转道拜占廷国都君士坦丁堡，攻城之后便是对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城市的野蛮的洗劫，使这座千年文明之城几乎毁于一旦。 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十字军无法支付威尼斯人的高额债务而被他们利用，是一次偶然的突发性事件，但实际上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看似偶然中蕴涵着种种必然。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有着类似一致的看法，如吉纳勾布鲁斯认为“要理解十字军为什么进攻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而不去和占领着圣地的穆斯林开战，就必须对导致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疏远的背景加以仔细地考察”，[1]而迈克尔·安戈尔德也认为“拜占廷帝国的灭亡是合乎...全部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君士坦丁堡原因初探 旨在收复胜地耶路撒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偏离目标转道拜占廷国都君士坦丁堡，攻城之后便是对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城市的野蛮的洗劫，使这座千年文明之城几乎毁于一旦。
  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十字军无法支付威尼斯人的高额债务而被他们利用，是一次偶然的突发性事件，但实际上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看似偶然中蕴涵着种种必然。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有着类似一致的看法，如吉纳勾布鲁斯认为“要理解十字军为什么进攻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而不去和占领着圣地的穆斯林开战，就必须对导致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疏远的背景加以仔细地考察”，[1]而迈克尔·安戈尔德也认为“拜占廷帝国的灭亡是合乎西方需要这一逻辑的结果”。
  [2]戈德弗雷则更明确地指出，“致使君士坦丁堡被征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拜占廷自身对西欧各尚武国家的态度”。[3]以依沙克二世（Isaac II）的保护者自居、并以惩办篡位者阿莱克修斯三世（Alexius III）为借口的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实际上“将他们自己视为西方经济利益的捍卫者”。
  [4]但十字军的将领之一、对整个过程十分清楚的维尔阿杜安（Geoffry of Villehardouin ）在记述这段历史时显然有所回护，“隐藏其中的那种贪婪获利的动机被打了折扣”。[5] 笔者愿就此次十字军转道的原因加以粗浅地探讨，纵然笔者在这里是分别叙述，但这些原因和背景往往是错综交杂的，这样处理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另外，本文叙述的重点集中在拜占廷帝国的科穆宁和安苴卢斯两个王朝统治时期，即从11世纪初至君城陷落前，而不过多地追溯每件事的历史渊源，以免喧宾夺主。 一、宗教因素 宗教问题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东西方两大教会，它往往以政治、经济、外交或是其它问题为依托，并与之混杂，最终以宗教问题为幌子，从中发挥作用。
  宗教热情，在十字军运动中实际上成为教皇及其说客的工具，起到了麻痹和煽动的作用。双方在宗教上的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点： 1、教义、教规以及习俗上的分歧。东西教会之间的宗教差异“早在教父时代既已发展开来”，[6]诸如礼拜仪式的语言、对教士婚姻的限制和圣餐食用面包的种类都有所不同。
  这尚且是在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内，待到罗马帝国分裂后，这种种差异分化日趋明显。教义上，双方最大的争论则在于将filioque一词加入到尼西亚信条（Nicene Creed）内这一问题上。希腊人认为未经一个整个基督教大会的批准而私自修改信条既是叛教，而拉丁人则坚持这是对教义必要的净化。
  有关这个问题第一次公开的争论发生在867年教皇尼古拉斯一世和大主教Photius之间。到1054年，希腊东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终于正式分裂了。[7]该年7月16日，教皇利奥九世（Leo IX）派往君士坦丁堡的特使枢机主教宏勃特（Cardinal Humbert）趁做弥撒之机宣布开除大教长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 Cerularius）的教籍；出于报复，米哈伊尔在君城召开主教会议，开除宏勃特和其他两名教皇特使的教籍。
  这些分歧致使双方的关系逐渐疏远，为以后的不和埋下伏笔。 2、对教、俗统治权的争夺。随着东方三大教区，即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权在穆斯林统治下的丧失，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教区之间的竞争就变得日趋激烈和明显。
  双方在一个问题上长期以来难以达成共识，即罗马教皇对所有教会的统治权。罗马天主教会极力主张基督教的统一，希望分裂的东正教会尽早地归入基督教世界。他们认为“罗马是一切教会的首领和母亲”，[8]拜占廷归附罗马天主教会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而拜占廷人却希望这种统一是在拜占廷皇帝的领导之下完成的，教会要服从于皇帝，科穆宁王朝的三位统治者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约翰二世（John II）和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皆抱有此种幻想。
  而且通过对教皇、西欧（主要是德意志）君主和拜占廷皇帝三者关系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教皇与拜占廷皇帝有关联合问题的一系列谈判皆与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宗教分歧实际上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终极必然是战争。
  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到了12世纪中期，“拜占廷人已充分认识到，法国人、诺曼人和德意志人已经开始将君士坦丁堡的占领视为十字军在东方取得成功的必要的先决条件。”[9]而这所谓的成功，具有宗教和世俗的双重含义。
  从这个角度讲，十字军对拜占廷的入侵，就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军事侵略。 十字军是教皇满足自己欲望的世俗工具，关于它的的情况，笔者在这里不想过多占用笔墨，因为有不少著作可供参考。[10]这里只想就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情况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从头到尾，十字军运动始终是在宗教旗帜掩盖下进行的一次对东方富裕国家的掠夺行动，这自然包括极度富裕的拜占廷帝国。对罗马教皇而言，任何异教徒国家都是十字军合理的进攻目标，这就使得君士坦丁堡成为正当的攻击对象。
  依沙克二世对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领导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阻碍更加深了拉丁人的这一认识，他们坚信对希腊异教徒的征服是合乎上帝旨意的。对普通的十字军战士而言，很多人由于贫困只能借钱以充路费，而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规定，凡是那些借钱出征的十字军战士可以免付利息，这就使得他们很难借到钱，于是君士坦丁堡就成了这些穷苦士兵们理想的“借债人”。
  许多十字军战士正是被东方的富庶所吸引，才踏上东征之路的。西多会修士马丁（Martin of Pairs），在一次鼓动十字军的大会上，曾发下豪言壮语：“如果你们问参与这项伟大的事业会有什么报偿，那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前往的那片土地远比这里的更富有更肥沃……你们也将在那里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11]另外，我们从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后那为期三天的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劫掠中，也可多少窥探出十字军那暗藏的贪婪动机。
  十字军战士上一路上倍受压抑，所以在他们进城后一旦被获准屠城，便一发而不可收。君士坦丁堡几乎被洗劫一空，正如维尔阿杜安写到的一样：“金子、银子、器皿、宝石锦绣、丝绸毛皮礼服，松鼠皮以及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上等的每样东西……自从世界诞生以来也没有谁能在哪个城市获得如此之多的战利品。
  ”[12]虽然每个人都被要求将所获物品上缴进行重新分配，但相当一批人私自隐藏了许多东西，很多人因此被处以绞刑。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收藏着大量的圣物，吸引着拉丁人去朝圣；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他们将如此之多的圣物掌握在异教徒希腊人手中视为是对上帝的亵渎。
  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牧师积极参与君城的洗劫并且事后将大批掠得的圣物带回西欧，装点教堂。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个修士马丁，有关他的详细经历，可见其随从冈瑟写的《君士坦丁堡的占领》。
  [13]十字军精神的不断世俗化，使得它逐渐沦为用来征服东部基督教帝国的工具；而随着十字军热情的逐渐衰退，十字军队伍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变得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大批罪犯混入其中，十字军这种自身性质的转变正好迎合了这种趋势。
  无论是从其鼓吹者教皇那里，还是其自身，十字军始终存在着转向的可能性，一旦时机成熟，便不可逆转。 二、威尼斯眼望东方 威尼斯人是海上民族，是天生的和必然的商人。而威尼斯社会的真正统治者是那些商人贵族家族，而总督也必然从这些家族中产生。
  [14]很自然地从上到下，整个威尼斯社会皆视商业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着，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以商业利益为重。 拜占廷与威尼斯二者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584年，威尼斯成为拜占廷帝国的一个行省。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威尼斯也由拜占廷的保护国、同盟国变为它的伙伴。到9世纪特里布诺总督（Peter Tribuno）威尼斯时摆脱了拜占廷的控制。威尼斯与拜占廷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到10世纪时，威尼斯人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完备的商业总部。
  1082年，因协助阿莱克修斯一世抵抗诺曼人罗勃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的入侵，威尼斯人被赋予了很多商业特权，超越了其它一些意大利城市。随后的百余年中两国关系总体上趋于良性发展的状态，大批的威尼斯商人拥入君士坦丁堡，到了曼努埃尔一世之时，君城经有了近20000名威尼斯商人，远远超过其它意大利城市，而威尼斯的总人口数不过60000。
  [15]这对于高傲的拜占廷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随着双方矛盾的升级，终于引发了1171年事件。曼努埃尔一世大肆拘捕君士坦丁堡内的威尼斯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致使大批威尼斯人出逃，两国关系恶化。此后，双方就赔偿金问题多次进行磋商，安得罗尼库斯一世（Andronicus I）和依沙克二世都曾支付过款项，并赋予了威尼斯人很多的特权以示补偿。
  但这种状况到阿莱克修斯三世时发生逆转，并最终引发了1195年事件。事件平息后，拜占廷与威尼斯多次互派使节进行谈判，最终在1198年签约。阿莱克修斯三世恢复了先前几个条约所规定的内容，并另附一份地名清单，以供威尼斯人进行自由贸易。
  但实际上，他仍旧对威尼斯人的财产和船只征税。显然，拜占廷皇帝对威尼斯政策的不稳定性，使得他们认为在拜占廷皇位上安插一个由他们控制的统治者是再必要不过的了。 除此之外，为了削弱威尼斯人日益增长的实力，拜占廷皇帝采取了拉拢其竞争对手比萨和热那亚人的策略。
  “拜占廷在处理对外关系事务时不讲求任何信义，其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制造和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为了国家利益，拜占廷人随时准备抛弃盟友，时刻注意发现不同敌人，并利用拉打结合的方法孤立最大最危险的敌人。
  ”[16]由此看来，这是符合拜占廷帝国一贯的外交策略的。拜占廷与比萨和热那亚的关系虽因海盗问题而一度紧张，[17]但总体上讲，拜占廷皇帝为了利用他们牵制对抗威尼斯人的商业垄断，还是十分偏袒比萨和热那亚人的。
  如1111年，阿莱克修斯一世将比萨商人的关税下降为4%；1115年，热那亚人也享有了同样的特权，并且除了在君士坦丁堡和两个黑海北部港口以外，他们可以自由地贸易。[18]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以至于整个拜占廷帝国内的地位受到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他们不惜诉诸武力，况且他们有强大的海军实力作为后盾。
   我们从威尼斯人协助运送十字军队伍的条件上，也多少可以看出他们的参与进来是惟利是图的。十字军东征对他们来说自始至终都是一桩交易，而当转向君士坦丁堡看上去更加有利可图时，他们变得愈加肆无忌惮了。
  由于横跨东欧的陆路行进被认为是太冒险了，十字军决定由海路前进；但没有哪位十字军首领能够提供如此数量之多的船只，最后他们一致同意：请求威尼斯共和国总督丹多洛（1193-1205年在任）提供战舰和运输船只。
  一个包括维尔阿杜安在内的六人代表团被派往威尼斯进行谈判。因为威尼斯人在埃及和穆罕默德教徒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与和平交往，所以他们一开始并不情愿负担这个可能使商业利益受损的冒险，但几经权衡之后他们觉得这会是一项名利双收的事业，便向十字军提出了一个商业意味的主张：由威尼斯人建造可以运送包括4500匹马和9000名随从在内的运输船（transport），和能运送4500名骑士和20000名步兵的船队（ship），而十字军自己负责12个月的人员给养和马匹的草料。
  另附两个条件：所需款项预付，威尼斯人可以获得将来十字军一半的战利品。[19]当得知十字军无力支付运费后，他们便利用十字军去攻打扎拉——一个亚得里亚海上的竞争对手，以此作为补偿；1204年3月攻陷君士坦丁堡前夕，他们再一次坐下来与十字军协商，最后双方签定了一个旨在瓜分拜占廷帝国的条约，侵略野心暴露无遗。
   通过以上事实的分析，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十字军的转向可以说是威尼斯人一手操办的，甚至有学者认为“自维尔阿杜安在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十字军就为威尼斯人所支配了”。[20]威尼斯人最终成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借此巩固了其在拜占廷帝国甚至是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地位，并为以后其海上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拜占廷的衰落 如果说教皇以及他们的十字军的“虔诚”和威尼斯人的贪欲只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的话，那么拜占廷自身的衰弱则为这些贪欲转化为现实提供了可能。君士坦丁堡此前也曾受到过数次威胁，但最后都能安然脱险；排除掉一些偶然的因素，拜占廷帝国国势的强盛是最有力的保障。
  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夕的拜占廷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频仍，它在凶猛彪悍的十字军战士和威尼斯人的坚船利炮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拜占廷帝国在12世纪曼努埃尔一世死后既已显示出衰落之势，当时被称为“欧洲的病夫”，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皆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衰落之势，并且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加剧了帝国的覆灭。
   经济上的衰弱，起自军区制的瓦解。军区制曾经在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增强了帝国的实力扩大了兵源；但是到了9、10世纪军区制开始解体，12世纪时有关军区制的名称几乎完全消失了。
  [21]这对拜占廷国家的打击是致命的。帝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更为严重的是，国家失去了可靠的兵源，只得花费巨资使用外国雇佣兵；而一旦政府无力支付这笔款项，它也就失去了最后的防御能力。此外，几次十字军过境让东西方可以进行直接的陆路商贸往来，使得拜占廷丧失了中间人的优越地位，拜占廷国家的税收和商贸受到严重的影响。
   经济状况的恶化，加速了政治的沦落。这一时期，拜占廷政府内裙带关系盛行，官员结党营私；官僚队伍膨胀，加大了政府的开支；官员腐败成风，虽然在安得罗尼科斯统治时期有所好转，但在他被推翻后马上恢复；卖官鬻爵公开化，依沙克二世是典型，尼基塔斯·侯尼亚得斯（Nicetas Choniates）称他出售官职就像在大街上卖蔬菜一样；[22]地方上税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负。
  这种种弊端当中，危害最甚、或者说与十字军转向关系最密切的，便是皇位的极其不稳定性。拜占廷皇权继承制具有继承方式多样性、继承结果不稳定性以及继承过程凶险残酷性和继承斗争激烈性等特征，[23]这些特征在科穆宁和安苴卢斯两个王朝体现得犹为明显。
  以安苴卢斯王朝为例，该朝先后共四位皇帝在位，无一人按自己意愿被继承皇位，无一人通过和平手段登基（一人通过兵变、三人通过政变），无一人正常死亡（一人被害、三人被处决）。[24]这些给当时的拜占廷帝国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
  首先，皇帝更迭频繁，容易造成国家政策的不连贯性，这一点我们从拜占廷帝国对威尼斯的政策中可见一斑。即便某位皇帝想要励精图治，改变帝国积贫积弱的状态，他的政策也很难长期地贯彻执行。安得罗尼库斯的改革即是废于中道。
  其次，皇帝多半是在动乱与政变中被赶下台的，而拜占廷帝国的实力又是在这一次次的动荡中被大大地削弱了。差不多每位新君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封赏亲信，拉拢卫兵，更有甚者如阿莱克修斯三世在如此困境中还能为其两个女儿操办奢华的婚礼。
  最后，某些被废黜或是被处死的皇帝与外国的某位君主有着姻亲关系，他们的下台为这些外国君主提供了入侵拜占廷的借口。他们往往以被害人的保护者自居，如匈牙利皇帝贝拉三世（Bela III）就以曼努埃尔一世的遗孀玛丽（Maria of Antioch）的保护人自居，打着为他们复位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大肆侵略。
  阿莱克修斯四世的上台也是一例。国内，自身实力一次次地被削弱；对外，一些潜在的敌人总是被鼓动着来侵略。这便是当时拜占廷帝国面临的严峻形势。 国防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此时拜占廷帝国的的军事实力已经极其虚弱，这在其海军上表现得犹为突出。
  拜占廷的海军力量在曼努埃尔时代开始呈现出衰落的态势，帝国政府不得不依赖于外国、主要是威尼斯海军的支持。而且当政者也未对海军建设予以足够的重视，当十字军兵临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时，拜占廷只有可怜的20支旧船来抵御强大的威尼斯舰队。
  [25]军事实力的下降是经济衰微、政治混乱的直接后果，也是十字军和威尼斯人敢于入侵的根本所在。 将十字军这股祸水引入国内，很大程度上是拜占廷帝国糟糕的外交政策造成的。帝国外交政策的一大失误就在于未能及时和有效地改变国家衰弱的状态，增强国力，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所谓的外交事务上。
  但这种外交纯粹是在几种力量之间的一种斡旋和投机，希望借助他们之间的互相牵制来保存自己。很显然这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安得罗尼科斯曾与萨拉丁结好讲和，并希望借助他的力量抵御诺曼人的入侵；但在关键时刻却未得到萨拉丁一兵一卒的援助。
  其外交政策的另外一大失误即在于科朝和安朝的许多皇帝（恐怕只有安得罗尼库斯例外）过分亲近西方，致使很多拉丁人得以进入君士坦丁堡，并长期定居，他们对拜占廷的一切可以说了如指掌，他们尤其清楚拜占廷的日益衰弱，“面对面地接触拜占廷帝国明显的虚弱和无助，西方的仇恨变成了征服的主张。
  ”[26]所以的这些使得十字军和威尼斯人有机可乘，在他们眼中对拜占廷帝国的征服看起来不是不可能的。 四、个人因素 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但很多时候某些历史人物的主观作用会加速（或抑制）这一历史进程。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君士坦丁堡的过程中，几位关键人物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些人既因对拜占廷的不满或出于其它种种目的而积极鼓吹对拜占廷帝国的入侵，又随后在这件事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前人的论著或许过多地强调了个人的作用，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一剂催化剂。 威尼斯总督丹多洛十字军转向的积极策划者，侯尼亚得斯甚至将他看作是 “整个事件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27]丹多洛对拜占廷的仇恨由来已久，他在当选总督之前曾受时任总督瓦伊塔尔·米希尔（Vitale Michiel）的派遣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代表之一到君士坦丁堡与曼努埃尔一世就1171年问题进行谈判，但却被曼努埃尔弄瞎了眼睛。
  关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维尔阿杜安认为丹多洛卷入了一场争吵，由于头部受伤视力受到削弱；侯尼亚得斯认为他天生视力不佳；安德雷·丹多洛（Andrea Dandolo）则将他的部分的失明与1172年在曼努埃尔宫廷的一次受伤联系起来；《诺夫哥罗德历史》（Novgorod Chronicle）记载是曼努埃尔抓住了丹多洛，用玻璃折射太阳光损伤了他的视力。
  [28]丹多洛当然不会将自己的一腔仇恨过分昭示，他必须为这种报复行为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私欲；考虑到威尼斯的政治体制，这便更好理解了：总督不是一个专制的领袖，他的权力有许多的限制，所以丹多洛必须争得广大威尼斯人的支持。
  维护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利益和报复拜占廷皇帝对威尼斯人欠款的拖欠，便成了入侵的合理借口。侯尼亚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丹多洛……宣称如果不能报复拜占廷人对他们犯下的种种暴行的话，那便无异于判了自己死罪。
  ”[29] 另一个对拜占廷帝国满怀敌意的拉丁人，便是博尼法斯（Boniface）。他是德皇亨利六世（Henry VI）继承人之一菲利普（Philip of Swabia）的一个封臣，于1201年接替去世的蒂巴尔德（Tibald of Champagne）当选为第四次十字军的首领。
  他和拜占廷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一个兄弟康拉德（Conrad of Montferrat）是依沙克二世的朝臣，享有恺撒的头衔。他的另一个兄弟雷尼尔（Rainier）娶了曼努埃尔一世的一个女儿，并在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ca）享有一片地产。
  安得罗尼库斯一世上台后，他们夫妇由于参与反抗运动而神秘死去。博尼法斯梦想着有一天能收复他的兄弟在塞萨洛尼卡的地产，并为自己的兄弟报仇。[30]可以想象，十字军在这样一位领袖的带领下进攻君士坦丁堡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后来一些十字军战士对军队转向表示怀疑和不满，纷纷要离开大部队自行前往圣地，在这危急时刻正是博尼法斯力挽狂澜，拯救十字军于既倒，使这支队伍最终开赴君士坦丁堡。 依沙克二世之子、后来也成为拜占廷皇帝的阿莱克修斯四世（Alexius IV）是将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引入君士坦丁堡的罪魁，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他不惜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对十字军和罗马教皇多方让步，为的是换取他们的支持以恢复其父、更主要的是他自己在拜占廷的皇位。他曾向十字军将领承诺，如果能帮助他和其父恢复王位，他将“支付给十字军200000银马克，并为十字军以后的远征提供食物供给，还将派遣一支由拜占廷政府出资的10000人的军队跟随十字军前往埃及；他还承诺在他有生之年会派一支由500名骑士组成的军队常驻耶路撒冷，保护圣地。
  此外，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会将整个东部帝国置于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31]更有甚者，在他于1203年入主君士坦丁堡之后，发现无力兑现自己先前许下的诺言，迫于压力，他极度搜刮民财，还竟然将教堂里的金银盘熔化掉以充资。
  君士坦丁堡的民众本来就没有给他以支持，面对他的这些行为更是难以容忍。到1203年底，失去民心的他与十字军彻底破裂，战争一触即发。但君城的人民不会在一位靠拉丁人支持上台的皇帝领导下与拉丁人作战，最终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女婿Mourtzouphlos成了他们新的皇帝，是为阿莱克修斯五世（Alexius V）。
  阿莱克修斯四世，这位诸多事端的始作俑者，终被扼死在狱中。他留给了十字军和威尼斯人一位不合作、甚至是满怀敌意的拜占廷皇帝，而拜占廷帝国也就沦丧于这位新君的手中。 虽然没有直接授意十字军进攻君士坦丁堡，甚至强烈反对这一举动，但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这个问题上暧昧不明纵容的态度，给了十字军将领门回旋的余地。
  他曾强烈反对十字军去进攻任何基督教城市，甚至因此开除了威尼斯人和丹多洛的教籍。他希望将十字军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但他给十字军的信件经常地被十字军的将领扣留，或是未能按时地到达，他也渐渐地发现十字军越来越不听他的指挥了。
  到了最后，“这位起初强烈反对十字军转向的天主教会的领袖，不得不逐渐地转变观念，并承认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是顺从上帝旨意的。” 尽管促使十字军转向的原因纷繁芜杂，相互交织，但笔者认为在这诸多因素当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无论是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豪富的憧憬，还是威尼斯人试图维护自己在君城的商业利益，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关系。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样：“那种在以前几次十字军东征中既已明显感觉到的超越了精神和宗教情感的物质利益和世俗感情的支配，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变得犹为明显。”。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