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首页 法律 刑事

帮人求刑法或刑事诉讼法方面论文一篇

要求立意新颖,4000字左右,拜托帮忙

全部回答

2005-09-22

0 0

     沉默权研究 内容摘要:沉默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本文笔者从沉默权制度在外国刑事诉讼中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作用出发,分析指出我国现行审问式的刑事程序和证据上强调“无供不定案”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阐述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保障;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行为;有利于提高口供的可信度,增强口供的证明力;有利于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提高办案水平;符合中国现实国情。
    同时就我国现阶段确立沉默权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沉默权;制度;刑讯逼供 我国于1998年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规定“任何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即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什么是沉默权?建立沉默权制度与遏制刑讯逼供有什么关系?沉默权制度是否会成为打击刑事犯罪的障碍?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沉默权概述 沉默权制度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当代的刑事诉讼中最为重要的权利法则。
  它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利伯尔案件,利伯尔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他的做法得到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被告人的沉默权开始成为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并在1898年《刑事证据法》中得到确认[1]。
    此后,美国最先移植了这一制度。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文规定:“在任何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将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上升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美国还通过案例从程序上保证了沉默权的实现:1966年在米兰达诉讼亚利桑那州案件中,米兰达声称由于不知道自己享有沉默权,自己的供述会成为法庭判决的证据而作了违心的供述,最高法院认定其供述在法庭上无效,从此,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前应告知: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供述将来可能成为对你不利判决的依据。
    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忠告”(Mirand warning)。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以及告知沉默权的规则,作为刑事法治的重要内容,二战后在世界各国已得到普遍的确立。如英国在1964年的《法官规则》第一条规定:“被询问人对警察的询问有权拒绝回答。
  ”第2。3(a)条规定“警察怀疑被询问人可能是罪犯的,应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规定,应当告知被指控人“依法有对指控进行陈述或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1条第1款规定则更绝对:“被告有权始终沉默或对各个质问拒绝陈述。”沉默权也被联合国的重要文献所确认。199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沉默权制度是人类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牌之一,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为其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程序上的保证,反映出国家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文明与进步状况。
     所谓沉默权(the right of silence)又称为对自我归罪的特权(the privilege against compulsory self-incrimination),是指现代刑事诉讼中一项专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2]。
    它指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者有权拒绝回答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而且不因此受到追究或产生不利后果。这一权利包含以下具体内容:其一,供述必须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完全自愿而且其明了供述的法律后果;其二,不得强加提供有罪供述材料的义务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们对于自己的有罪、无罪不负举证责任;其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沉默不得被用作证明其有罪的根据,不得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为由推导出对其不利的结论;其四,违反以上原则的司法行为归于无效。
     二、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意义 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如下几点积极的意义:1、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保障。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其中就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反映到刑事诉讼活动中,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有自愿供述的权利,也应该有缄默不语的权利,二者缺一不可。  但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只要怀疑谁犯了罪,就会不惜一切手段让其招供,甚至迫于破案压力,让其按办案人员先入为主的想法供述,奉行的是“口供中心主义”,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
  在这观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绝对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视为拒绝认罪对抗法律,自然就会利用虐待,伤害身体等种种手段强迫其开口,从而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也牺牲了人的尊严。
    因此,只有确立沉默权制度,才能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更好的维护其人身权利,抵制和减少各种司法机关暴力或变相暴力等非法取证现象,促进司法机关认真,全面收集其他证据,使诉讼制度更加民主化、法治化。
   2、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行为。所谓刑讯逼供就是办案人员通过使人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迫使其做出某种供述的行为。  究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笔者认为它与我国审问式的刑事程序和证据上强调“无供不定案”有着直接的关系。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刑法也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在司法实践中,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秉承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对于一起刑事案件,即使各项证据已经能够环环相扣,形成证据锁链,但没有口供,公安机关难以结案,检察机关很少批捕、起诉,审判机关在审理时也顾虑重重。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安机关侧重于口供的引导作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侧重于口供的印证作用,这种倚重相沿成习、积重难返,这与供述义务的规定直接相关”,特别是对于侦查机关而言,查清案件事实、侦破案件的主要途径就是调查取证和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
  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既是获取证据的途径,又是印证其他证据最直接的手段。  对口供的过分重视和依赖使得一些办案人员为了获取口供而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刑讯逼供。如甘肃省武威地区公安局发生的“92。
  11。8”重大错案,在这起错案中,武威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在侦破一起杀人抢劫案的过程中,对3名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致使3名从未到过犯罪现场的犯罪嫌疑人作了有罪供述,在证据不足且相互矛盾,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下,武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3名被告人死刑(其中1人死缓),如果不是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如果不是广西桂林公安局抓住了这起杀人抢劫案的真凶,那么此案的后果可想而知。
    而造成这起错案最主要原因就是刑讯逼供、口供破案、口供定案。与此案相似的是云南省富源县陈金昌等4位农民(其中2人不满16岁)在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过程相似,结果相似,抓住了案件真凶,4名无辜者才能以平反昭雪,他们从1995年11月3日起被关押了近两年半时间。
    又如1998年4月3日,湖北省石首市供电局副局长王崇高被该市检察院口头传唤,办案人员轮番“谈话”、反铐、煸耳光、罚跪,在连续7小时的折磨下,王崇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此案被列为全国九大错案之一,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注。
   笔者认为,沉默权制度的实质并不是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做出陈述甚至是不利于己的陈述,它禁止的是不得为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而采取强制、利诱、欺骗等非法手段。
    实行沉默权制度可以转变司法实践部门重实体轻程序、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减少由于过分依赖口供和执法意识里对口供的扩大追求所导致的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从而提高办案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
   3、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提高口供的可信度,增强口供的证明力。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必须回答提问,做出有可能不利于己的陈述的前提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做出供述和辩解。  如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可以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仍选择开口陈述甚至是不利于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的这种陈述往往比较客观属实,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证明力。
  在这种情况,可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4、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提高办案水平。证据是揭露、证实犯罪事实,也是迫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认罪伏法、接受处罚的事实。  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保持沉默时,侦查人员就要展开外围侦查以获取证据 ,这就促使侦查人员转变以往较为单一的办案模式,增强证据意识,从证据入手,提高调查取证能力和审讯技巧。
  以西安铁路公安处成功侦破的“4。15”特大贩毒案为例,此案公安人员历时57天,跨云南、陕西、宁夏三省,摧毁了以马兴鹏为首的特大家族式贩毒团伙,共缴获海洛因6455克。  主犯马兴鹏于2001年7月10日被逮捕。
  同案犯专司供应运输毒品的耿作良,体内藏毒运输的张金朋和情妇张敏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惟独马兴鹏从始至终拒不承认自己有贩卖毒品行为,办案人员以同案犯的供述和毒品交易账单等证据形成了一个为他定罪的佐证锁链,严实地拴牢了他的“沉默”。
     三、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思考 目前,在我国法学界对沉默权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对者认为,在现阶段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不符合我国国情,理由是:在我国目前犯罪率不断上升,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智能型犯罪日益猖獗,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而侦查机关拥有的技术装备普遍落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必然会不利于打击犯罪。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现实的国情要求应当尽快确立沉默权制度。首先,国外司法实践证明,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并不必然导致破案率下降,犯罪率上升。
  根据美国一些专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但绝大多数嫌疑人都回答了警察的提问。  其实,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并不意味被追诉人必然沉默,恰如要求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地回答”并不意味犯罪嫌疑人即如实回答一样。
  沉默权并非要阻断追诉机关获取被追诉人陈述的途径,它只是禁止为取得陈述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以强制,将是否陈述,是作有利陈述还是作不利的陈述的决定权赋予了被追诉人。  因此,从理论上讲,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及沉默权的确立仅仅是可能而非必然导致口供的丧失,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充分有力证据表明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必然会造成犯罪率上升。
  换个角度来看,课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义务,还会导致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等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  其次,历史经验证明,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关键并不在于侦查技术和装备是否先进,而在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在于是否尊重人的自然权利;在于是否真正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
  第三,我国的现实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屡禁不止,它的危害之大令人瞩目。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供述的义务,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本质根源”。
    不确立沉默权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当然,我们在确立沉默权的同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既要避免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又要防止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也要适当考虑打击刑事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实际需要。
  1、建立和完善对犯罪嫌疑人独立的羁押管理机制,主要尽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只能由侦查机关直接控制。  对他们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禁止超期羁押,其有关权利的行使可以由其委托律师进行。
  2、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方律师在场制度,这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遏制刑讯逼供,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时发生刑讯逼供行为,而被讯问人处于弱势地位,往往提不出有力的证据,而建立辩方律师在场制度则可以提供有力监督,一旦发生刑讯逼供,辩方律师可以成为有力人证。
    3、在侦查阶段,设置沉默权的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也告知他也可以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问话,这些回答是否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还需要法庭加以确认。
  法庭一旦确定他们有罪,他们以前配合追诉机关的行为将在量刑上将对他们有利。  4、努力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改进现有的侦查技术手段,注重调查研究,用科学的手段来提高司法人员的办案水平。
  5、加强宣传教育,调整传统的法律观念,克服人们的思想障碍。 参考书目: [1] 刘福侠《河北法学》2001年第6期《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 [2] 王芳 夏明贵 《河北法学》2001年第10期《论沉默权规则的确立与限制——从刑事司法利益冲突与协调的角度》 。
    。

2005-09-20

117 0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考试论文题目,是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是本人完成的。希望对你有所用。 我国移植辩诉交易的设想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
  它主要指在刑事案件在法院开庭审理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与被告方进行协商,以控诉方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在法庭外就定罪与量刑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一种制度。
    近年来,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学术界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并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出现了肯定说、否定说、缓行说三种观点。肯定说者认为,辩诉交易的实行,极大的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诉讼成本,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见, 有利于实现司法相对的动态的公正,同时也是解决我国司法界目前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的客观需要。
    否定说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实行辩诉交易于法无据,缺乏宪政基础,且我国现在不具备辩诉交易生存的环境,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三是持缓行说的学者认为,现在可以对辩诉交易进行研究、探讨,待条件具备时再去搞效果会更好。
  ① 在刑事犯罪不断飙升的现实背景下,诉讼效率已成为理论和实践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  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这个法治化程度比较高且在国际上有举足轻重的大国一经确立,不但美国国内百分之九十的案件采用辩诉交易解决,而且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何在既不违背法律又能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加快案件周转,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  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投入方面有着独特的内在价值。
  将辩诉交易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之中,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相对缺乏的我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辩诉交易对于我国来虽说是个新生事物,但基于这种制度的效率价值考虑,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迟早会引入这种制度的,问题的关键是在移植的过程中如何结合我国实际,在公正和效率这两个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折中协调,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
     一、 辩诉交易的产生与发展 辩诉交易,又译作答辩交易,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
    ” ② 从理论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考查,辩诉交易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其一,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主要是通过其辩诉律师进行交易);其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作出有罪答辩,即承认有罪。
    其三,通过交易所获利益,就控方而言是通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同时减少了败诉风险;就辩方而言,是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四,交易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协议。
  其五,交易的法律后果是案件不进入正式庭审,而由法院对辩诉协议予以确认并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诉讼程序终止。  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辩诉交易在美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9世纪早期或者中期,辩诉交易的处于“地下状态” 的,直到1970年,在布郎迪诉美国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接着在1974年7月1日修正施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对辩诉交易作了明文规定。
    从此辩诉交易在美国迅速兴起,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由于辩诉交易具有结案快、效率高,并使得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的被告人的定罪,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90%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
  ③以纽约市为例,据统计1990年犯罪而被逮捕的有118,000人次,其中64,000人在侦查阶段为作交易处理了,占54。  24%;有54,000人按重罪起诉到法院,占45。
  76%,不足一半。在起诉法院的54,000人中,45,000人是按辩诉交易解决的,占83。33%;5,000人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占9。26%;仅4,000人按正式程序开庭审判,占全部案件的7。
  41%。④ 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的立法或者实践中也存在不同形式的辩诉交易。  但相比之下,这些国家辩诉交易制度都远没有美国发达,使用的范围也极其有限。
   二、 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刑事案件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年均两位数激增时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事犯罪数量增多、种类增多;二是刑事犯罪活动的区域和领域扩大了,手段升级了,侦破难度加大了。
    ⑤在这种情况下,仅依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并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虽然有学者对辩诉交易提出疑义,认为辩诉交易是对国家的刑罚权在进行交易,作为国家刑罚权的公权力是不能交易的,任何放弃指控、减少指控数量或者减轻指控罪名、重罪轻判的行为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⑥笔者认为,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是一种价值作用的结果,公正与效率并不绝对冲突,而是可以协调的,即便是公正,也存在多层次的公正,效率作为正义的第二含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越来越高。
  作为制度设计,我们追求的是应然意义上的公正,这样的一种公正理念追求的是上位的动态的公正,或者说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公正,虽然有时会造成小范围的不公正。  如果僵硬地看待刑罚权,片面地追求绝对地公正,事实上是根本做不到的,也是不可取的。
  按照这种理论推下去,是不是警察要把社会上所有的罪犯都要抓捕归案呢?另外,我们的刑事诉讼中也根本没有必要设计简易程序,因为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可能会造成犯罪事实查不清。首例辩诉交易案在我国的诞生,显示了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移植和应用的生命力,也证明了辩诉交易制度经过改造以后,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
    ⑦ 三、 我国刑事诉讼借鉴辩诉交易的设想 辩诉交易制度作为美国司法实践中常用的诉讼模式,是与美国重程序而相对轻实体这种价值分不开的,另外也与美国发达的证据制度及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广度和深度是分不开的。
  对此制度如果全盘照搬而不顾及其适用条件,可能会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因此应根据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及其他国家移植辩诉交易制度国家的经验,建构中国模式的刑事诉讼辩诉交易制度。   (一) 要为辩诉交易制度立法,使其合法化 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获得联邦一级的法律认可,但由于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有拘束力,因此辩诉交易制度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郎迪诉美国一案确认合法后,实际上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已合法化。
  而我国则不同,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不具有拘束力,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是制定法。  因此,辩诉交易要想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广泛使用,就必须有制定法上的依据。 (二)严格 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 我国1996年修正刑诉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为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简易程序在扩大适用面、增强适用率方面及提高简易化程度方面都需要作很大改进。  而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和应用,正迎合这一需求,将使我国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快速化,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在简易程序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具有更易推行的基础。首先,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限于轻微犯罪案件,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74条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限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而辩诉交易在这类轻微犯罪案件范围内应用,其负面影响和错案风险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
    其次,辩诉交易不应用于惯犯、累犯案件及复杂的共同犯罪。当然,随着实践探索经验的积累及各方面制度的成熟,以后可以适用放开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 (三) 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 笔者认为,适用辩诉交易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只能是证据确实但欠充分的案件。
  就是说,案件有一定的证据,但证据未达到充分程度,若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公诉条件,若作出不起诉决定,又不符合微罪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条件,若退回补充侦查,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证据有可能收集不到,反而使羁押期延长的情况。
    换句话说,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应当是有一定证据而证据又不充分的案件,如果证据确实充分就没有必要适用辩诉交易,而应当通过简易程序来解决。 其次,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参与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
  适用辩诉交易应当处理国家、被告人与被害人三方的利益,三方取得一致意见方能适用辩诉交易。  笔者认为,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 应当确保辩护律师参与,维护被告人权益。
  由于被告人在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方面常常存在欠缺,以及处于被追究的地位,辩护律师的广泛参与并切实发挥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以此方能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禁止在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情况下,被告人与公诉人的直接交易,避免被告人不懂法律或缺乏谈判技巧而交易,其权益受到损害。
     (2) 检察机关在决定实施辩诉交易时,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取得被害人的同意。尤其是侵犯人身、财产案件,必须首先要使被害人直接或者间接经济损失得到满足,使被害人身心得安抚。
  如果被害人的正当的经济权利没有得到满足或被告人有其他漠视被害人的利益的行为,被害人拒绝的,不得适用辩诉交易。   (四)限制减轻指控或处罚的幅度 辩诉交易的形式包括了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下的相对不起诉、减少指控事项和法院提出从轻的量刑请求,其中后两种形式都涉及刑罚让步的幅度问题。
  如果放弃刑罚的幅度过大,不仅有损司法正义,而且会使刑罚大减损应有的功能。因此,限制交易的幅度是必要的。  笔者认为,控诉机关减轻指控涉及两种情形:一是数罪中放弃某个或某些罪的指控;二是一罪中存在数个犯罪构成事实的情况下,放弃部分犯罪事实的指控。
  在这两种情况下,控诉机关能够放弃指控的只能是其中次要的犯罪或次要的犯罪事实,数罪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不能放弃。同时,在同一罪名的数个犯罪事实中,较重大的犯罪事实也不能放弃指控。  还有一点也是必须强调的,辩诉交易多发生在控方取证困难的场合,因而如证据已经充足,不存在被宣告无罪之虞,而且又不属于轻微犯罪,对于控诉方来说,自无进行交易之必要。
   控方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之请求,也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请求成为交易的结果时,法院通常必须满足这种请求,以体现和维护司法的诚信。  但是,控方在以请求法院从轻量刑作为交易的代价时,不能承诺大幅度减轻刑罚。
  为此,应当限制轻刑罚的幅度。有学者建议,借鉴英国、意大利的做法,减刑幅度为1/4至1/3,类似这样一种限制方式有参考的价值。笔者认为,减轻处罚的幅度过大过小都是不合理的。过大会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严重损害,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过小则缺乏吸引力而会大大降低成交率。
    因此,在实行辩诉交易制度的时候,有必要制度一个指导性规范,供控诉方提出量刑建议和法官审查量刑建议时进行参照。 (五) 建立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机制 对于法官来说在对辩诉交易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时候,有两点必须作为原则予以明确:一是如果辩诉交易的内容只是减少指控,法官必须遵循无控诉即无审判的原则,不得主动直接进行干预。
    只有在被害人依《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直接进行起诉权的情况下,法官才可以审查其交易的内容。如果辩诉交易确实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法院可以要求控诉机关重新考虑交易内容,否则,法院可以依法直接受理被害人的起诉。
  二是法官不得滥用否决权。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制度一旦确立,应该保持它的公信力,法官有权推翻达成的任何交易,但法院也不得随意行使这项权力,否则辩诉交易便会名存实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基本可以在不损及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吸收西方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中关于解决刑事诉讼效率的合理制度因素-辩诉交易。
  没有必要囿于因法系背景不同而否定吸收这一制度的可能性,以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而否定和抹煞辩诉交易的应用价值,是一种最轻而易举的封杀,但它不能说明究竟是立法的错误,还是司法的错误。  未来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一种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以公正为基本理念的高效的折衷模式,这需要学者锐意创新的勇气和决策者敢于试验的魄力。
  只有立足于我国法制的本土资源,移植国外的先进的法律制度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方能使之产生蓬勃的生命力。
     注释: ①参见《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专题讨论; ②参见陈光中主编:《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1页; ③参见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 ④参见卞建林译,《美国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⑤参见刘永强《构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辩诉交易制度》, ⑥参见孙长永《珍视正当程序拒绝辩诉交易》,《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 ⑦朱曼姣《我国借鉴辩诉交易的设想》 ……——¥¥¥$ 。

2005-09-19

121 0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学的基础和核心,是刑法的首要原则,对刑法学的适时性和发展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国在刑事立法方面都遵循或采纳了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在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为新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997年刑法①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首次在我国的法典化,它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因此,在刑法学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不动摇。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及内容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 罪刑法定,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都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
  它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宪章: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英国大宪章之后,伴随着人权思想的兴起,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开始在一些国家出现。1787年颁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对任何人,不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和财产。
  ”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其第4条中明确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的刑罚处罚之。  ”从此,许多国家都相继设立了这项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成为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它是法制原则在刑法领域的具体化实践,它特别具有的保障人权和自由的作用,一直是各国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是指犯罪与刑罚必须预先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
    其内容包括: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绝对的不定期刑、刑罚法规适当原则等。 1、法律主义 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法律主义,要求作为处罚的法律依据的刑法必须是成文法,即罪刑的法定性。
  为保障人们对处罚的预测,在刑法上采用成文法是指如果不存在处罚行为的法规,就不能处罚行为。  判例、习惯、条理本身不能直接作为法源,但能作为构成要件的理解与违法性判例的依据,即可以根据它们来确定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刑罚法规的犯罪行为。
   2、禁止事后法 刑法只适用于其施行以后的犯罪,而不追溯适用于其施行之前的犯罪,这就是不溯及既往原则或禁止事后法的原则。  正如法学家所说的“如果公民在实施未被法律禁止的行为之后国家又制定法律把这种行为宣布为应受刑法的犯罪行为,并拒此对它实施惩罚,这就意味着惩罚公民自由权的行使。
  从这个意义来说,事后法是惩罚无辜,因为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并无犯罪意图,也没有触犯刑法,惩罚他是不公正的、非正义的,也是侵犯人权的,事后法的最大危险就在于此。  ”②所以,刑法的溯及即往适用会破坏罪与刑的法定化,侵害个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禁止事后法势在必行。
   3、禁止类推解释 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对犯罪规范或不利于犯罪的规范不得类推,无论是根据相似条文还是法律的一般原则所进行的类推都是不允许的。这一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分歧很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划分扩张解释与必须排除的不利于被告的类推之间的界限。
    本文对学术界的各种观点不在一一列举。 4、明确性原则 所谓明确性,是指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够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范围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
  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包括犯罪和刑罚的法定性,因此,明确性原则不仅适用于犯罪,而且适用于刑罚。  当今世界各国刑法,一般都采取“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制度,只是在法定刑的幅度上因地制宜有所不同。
   5、刑罚法规正当的原则 对于刑法中规定的犯罪和刑罚,必须有关于该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合理根据,而且刑罚与该犯罪相均衡或适当。②这一原则首先要求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其次,要求禁止残虐的、不均衡的刑罚。
    这一原则从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个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是罪刑法定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确立的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策。
  加强社会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的精髓。  刑法制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我国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实行了罪刑关系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有力的维护了刑法的统一,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国家权力的合法合理行使,为司法机关提供了定罪量刑的标准与尺度,使司法人员依法定罪量刑、秉公办案的法治意识得到增强。
    而且“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一定的法律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价值内容。。。。。。,因为罪刑法定主义是以限制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为价值内涵的,舍此价值内涵就根本谈不上罪刑法定主义。
  ”①不难看出,保障人权、依法治国是罪刑法定的价值取向,具体体现为限制刑罚权和司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因此,我国在刑事立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打击犯罪,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罪刑法定并不意味着放纵罪犯 罪刑法定原则强调的是罪与刑的明确化、规范化和法定化。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也就是说,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应以行为时法律是否有规定和如何规定为依据和标准。
  正如被誉为刑法学之父的费尔巴哈在《刑法教科书》中所说的:Nulla poena sine lege (无法律则无刑罚)Nulla poena sine crime(无犯罪则无刑罚)Nulla crimen sine poena legali(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
    ②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个人权利问题逐渐重视起来,主张个人权利的越来越多,但它在强大的国家强制力面前,仍然出于弱势地位,所以应当适时地对刑罚权加以控制,从而实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一方面,规定司法机关必须根据刑法定罪量刑,这样便可以限制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公民可以根据刑法条文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从而充分享有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直是我国民众对法律的要求和理想。
  罪刑法定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涵盖了我国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但罪刑法定也有其不足的一面,那就是可能放纵一些犯罪,使一些罪恶不赦的恶人逍遥法外。从使一切犯罪都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角度看,罪刑法定确实不能百分之百地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个人权利。
    然而,如果舍弃罪刑法定就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弊端,就是司法人员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利滥用法律,使无辜的人受到处罚,被剥夺本应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使法律失去公正性和公平性。我国在刑事立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止类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之举,这样在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如果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立法机关可以通过修改补充刑法解决漏罪的惩罚问题。
     2、刑事类推弊大利小、得不偿失 刑事类推是指国家立法机关用立法的形式授权国家审判机关,在处理具体刑事案件中遇有未被刑法条文明确规定的犯罪情况时,可以按其性质、情节和方法,比照刑法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
  法律类推由来已久,纵观我国历史,绝大多数朝代在论罪量刑上都采用了“比附援引”的类推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部社会主义刑法中沿用了类推制度,并且规定刑事类推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一制度虽然把未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也作为刑法处罚的对象,从最大程度上打击犯罪,但是刑事类推扩大了刑事责任的追究范围,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实际上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授权司法机关的法外用刑。
    美国学者戈尔丁曾说过:“刑罚超过必要限制就是对犯罪人的残酷,刑罚达不到必要限度则是对未受到保护的公民的残酷,也是对已遭受的痛苦的浪费。”①不依法定罪量刑和法外用刑,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任何法律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以保护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为目的的,因此,刑法的社会保护不能以牺牲公民正当的合法的或者是可以容忍的行为为代价。  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运用类推的行为实际上是比较少的“例外”行为,不具有普遍性。
  如果是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没有必要用类推的手段加以调整,仅通过修改或补充刑法的立法措施即可实现。“多利用刑罚权来维护秩序,这就必然地走向一方面促进治安的刑事立法,一方面扩大适用既有的刑罚权;同时附带也对国民自由、权利利益产生本来不该有的限制。
    ”② 从立法权和司法权关系看,类推制度违背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而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立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执法,依法定罪量刑的前提。我国关于犯罪行为的范围以及处罚都应由拥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决定,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确定,而类推制度则是完全背离国家立法机关,只通过司法机关的适用类推,将刑法尚未规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这实际上是侵犯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擅自扩大司法权和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这无异于司法机关凭空拥有了立法权,可能导致司法权的滥用。
    因此,刑事类推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不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刑事立法必须摒弃计划经济时期的不适时的法律规章制度,用适合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宽松而且有度的刑法加以规范。
  而刑事类推是最大限度打击犯罪为目标的,这种规定使得人们对其行为后果的可预测性产生了怀疑。  在预先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处以特定的刑罚。因此,对于那些只是“例外”,或者在目前情况下还只是“例外”的行为,尽管它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任何法律都不能涵盖所有的领域,刑法典也不能处罚所有的犯罪,为实现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对于个别的“例外”必须给予最大限度的容忍,而不能用类推的方法“一网打尽”。
    “任何行为,只要对社会构成危害,刑法就可以予以禁止。但是,刑法必须对此事先加以精确的规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了解法律。每一个人都应当使自己熟悉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有关的法律规则。
  ”③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达到的法律要求。 (二)罪刑法定原则是整个刑法运用过程的准则 罪刑法定做为新刑法中明文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刑法制定、实施、运用过程的基本准则,因此应当贯穿刑事立法、司法和刑罚的始终,并指导刑法的实践。
     1、我国的刑事立法活动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合理的民主的立法,而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和遵守,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检验立法成败的标准,并不是立法的规模和数量,而是立法的实效,即法律被执行被遵守的程度。
  ”④罪刑法定虽然已经写入刑法中,但还有待于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刑事实践中去。  由于刑法典应当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生活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犯罪的形式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这使刑法典不可避免的滞后,因此补充刑事立法就具有了必然性。
  我国《宪法》第67条将法律的补充和修改的权利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且这种补充和修改不得同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因此,立法机关在补充刑事立法时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在增加新的罪名时应以新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的概念为依据,将刑法分别中未明确规定,其社会危害性很大并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情节轻微或危害性不大的行为不作为刑法处罚的对象,体现出社会主义法制的人性化。
    新刑法在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所做的变通,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其出发点及归宿和罪刑法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和切实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2、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刑事司法活动的核心任务是定罪与量刑,这是实现罪刑法定的基本环节。  刑事司法活动进行的好坏,直接影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的实现。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把罪刑法定贯穿于刑事立法过程的始终,还要用罪刑法定来规范司法活动。规范司法活动首先要规范司法主体法官的行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法官就不会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直接援引最相类似的刑法条文加以定罪,从而限制司法活动的恣意擅断。
    这就需要在授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又依法限制法定的自由裁量权。新刑法条款的规定正是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对所有犯罪规定的法定刑都是相对确定的,而且有一定的量刑幅度,允许法官根据案件具体分析情况选择适度的刑罚量刑。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要严格适用刑法,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进行司法活动,另一方面法官在适度的范围内发挥自由裁量权,使“死法”变成“活法”,充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   3、我国的刑事处罚活动也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的最终目的是把危害社会、严重侵害他人权利和自由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护个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
  因此,在刑事处罚过程中也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而不能对犯罪行为一概而论的使用刑事类推。对于不同的人犯相同的罪名,要考虑到不同人的各自的犯罪动机、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由法官对他们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予以不同的处罚,这是法官是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的自由裁量。
    法官在法定刑允许的范围内对处罚幅度的自由裁量权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三、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全面理解罪刑法定原则,防止片面僵化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必须防止和克服对该原则作片面机械理解。
  某些人认为,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不能包括的行为就不是罪刑法定之“罪”,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的拐骗儿童罪,其法律条文字面规定的行为方式是“拐骗”,但在司法实践中有偷盗婴儿的行为。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偷盗”并非“拐骗”,因而不能定罪。
  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应当立足于立法本意,切忌机械片面。拐骗儿童罪的立法本意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禁止行为人非法地使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虽然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只规定以拐骗方式使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没有明文规定偷盗婴儿也构成犯罪,这主要是由于立法中要求条文简练和运用法律用语的局限。
    既然拐骗儿童构成犯罪,拐骗是以被拐骗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意志为前提,而偷盗没有思想意志的婴儿,其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更应该以犯罪论处这不仅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恰恰是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
   再比如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范围,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只对刑法中规定的少数犯罪负刑事责任,而对绝大多数犯罪则不负刑事责任。  这一条文是根据未成年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实际状况规定的。
  新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责任。”该款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权利,给那些涉足犯罪但未造成很大社会危害性的未成年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性化,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打击犯罪兼顾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体现。
    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司法实践中对该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故意杀人等罪理解为仅指以故意杀人罪等8种罪名定罪处罚的犯罪。
  而立法机关制定这一条文的本意是无论该年龄段的人单纯犯故意杀人罪等8种犯罪,还是犯含有故意杀人等8种行为的其他犯罪,都应负刑事责任,但两种情况的犯罪都以故意杀人罪等8种罪名定罪,并按刑法对该8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处罚①。
    因此说在运用刑法条文规定时,要从立法本意出发,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切不可片面僵化的理解法律规定,使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定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绊脚石。 (二)完善罪刑设置模式,达到罪和刑的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对“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这两方面的要求,但在新刑法中却存在着某些阻碍犯罪追究的程序和法条设置,出现了有罪不能罚或违法不能究的情况。
    例如:新刑法第98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不能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基于这一规定人们通常认为这里的“被害人”仅指自然人不包括公司、法人,即此种犯罪行为侵犯的是私人财物,而法学界通常认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的犯罪对象指公私财物。
    ②这就使司法机关在国家公共财物受到此类侵害时,是以侵占罪论处还是以公诉罪论处方面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的产生将会造成公共财物的巨额流失或是为了挽回公共财物,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后果。
  因而,必须合理的解决这一矛盾,比较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采取司法变通性措施,在实践中赋予某些国家机关代行告诉权,在公共财物受到侵害时行使告诉权,从而保护国家财物免受非法侵害。   由于刑法中的一些条文只有原则性规定而没有惩罚性规定,使得此类条文的规范性降低,动摇了刑法的制裁性和权威性。
  例如新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对隐瞒不报的情况,刑法典并未规定如何处罚。  使得实践当中有些违法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在某种意义上使罪刑法定原则处于尴尬的境地。
  针对这种违法不能究的情况,较为合理的措施就是修改这些条文,对写入刑法典的犯罪行为制定处罚性的条文,从而维护刑法的权威性和不容侵犯性。 (三)通过立法途径完善刑法典,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充分运用 一部刑法无论制定时多么完美无缺,都不可能被人们世代相传的遵循。
    立法技术和犯罪现象的变化都使刑法明显的落后于社会生活。因此,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刑法永远是滞后的。虽然刑法难以保证公正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但是立法方向和原则规定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仍然适用,因此要结合现实存在的社会情况,对刑法做出必要的修改与补充。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新的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人们从解决温饱问题逐步开始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之下,新的犯罪形态层出不穷,79年刑法的弊端和滞后性日趋明显。
  因此要使罪刑法定原则有效的指导刑法,使我国刑事立法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对于符合立法条件的行为,应及时予以立法 法律是对现实已有利益的认可和肯定,它一经制定就具有了稳定性的特点。
    然而,社会生活的发展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会突破法律的桎梏向前发展。及时的进行立法活动,无论是作为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还是作为一项科学性的活动都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对于具备必要立法条件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立法。例如:强奸妇女罪与奸淫幼女罪二者的犯罪构成及处罚都有很大差异,而新刑法仍以“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此处的规定似乎意味着奸淫幼女并不需要单独定罪,而在司法实践中,奸淫14周岁以下幼女的历来单独定罪,分别处罚。
    从立法的角度上看,也应当设立单独的罪名和法定刑,从而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指导立法活动。 2、对于不具备犯罪条件的行为,坚决不以犯罪论处 新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的概念充分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能够较为有效的制约刑罚权。
  “如果说以刑事违法性定义犯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要求,则以社会危害性定义犯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要求。  实质犯罪概念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形式要求与实质要求的有机结合,这是实质犯罪概念科学性的根据。
  ”①因此对于刑法中未规定的具有一定危害性的行为,应依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例如,新刑法第122条规定了劫持船只、汽车罪,但并未规定劫持火车的行为为犯罪。
    因为作为交通工具的火车不容易发生劫持的危险,而且在目前恐怖犯罪猖獗的形势下,劫持火车的案件并不多见,火车自身有其特殊性,不象汽车、船只等可以自由改变路线,这使得劫持火车易于发现和受到惩治。
  虽然劫持火车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其还属于极少数情况,随着立法技术的进步,在罪刑法定的指导下,立法机关能通过立法以外的其他途径对刑法条文中的不足之处加以弥补和改进。   3、大力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工作 刑事立法的严密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有效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如果刑法中漏洞较多,严格坚持罪刑法定的原则,只能放任这些罪恶的行为,这将损害罪刑法定原则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对于法律条文的漏洞,司法机关所做出的司法解释只能对法律明文规定,但还不具体不完善的问题做出补充性的解释,而不能突破法律规定做创新解释,因此,大力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工作,通过刑法立法解释来解决问题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也是解决法无明文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最佳出路。
     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科学地描述了法律是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行为规范。
  它不是一种可以朝令夕改的规则,当实践之中发现其漏洞和不足时,立法解释正好能满足法律的这种特点,弥补法律在时代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缺陷和不足。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1年6月10日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我国的刑法立法解释,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刑法条文所进行的解释或所作的补充规定,或者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做作出的有关刑法司法解释的原则性分歧而进行的解释或决定。
    这就不难看出刑法立法解释是以“刑法条文本身”为前提而进行的,从形式上确保了法律的稳定性,不会使刑法因修改而削弱权威性。而且由于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直接作为犯罪处理,如果要追究这种非明确性规定的行为的刑事责任,必须经过刑法立法解释这条间接途径,将这种非明确性规定的行为明确化,使其由“法无明文规定”转为“法有明文规定”。
    这一做法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做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法治,强调的是人民必须制定并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
  我国的法律是人民制定的,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都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这就要求人民依照刑法来行使刑罚权,把刑法作为惩罚犯罪,定罪处罚的法律依据。
  为了更好的行使刑罚权和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既具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免受犯罪侵害的保护人权功能,又具有防止刑罚权滥用,保障无辜者不受惩罚和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保护人权的功能。
    ①因而把罪刑法定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能够使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切实做到依法定罪,依法量刑;能够使司法人员秉公办案,杜绝循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情况;能够使人们增强法治观念,分清什么是犯罪,什么是违法,从而达到预防减少犯罪并充分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目的。
  正确认识罪刑法定原则,毫不动摇地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法治,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

类似问题换一批

热度TOP

相关推荐
加载中...

热点搜索 换一换

法律
刑事
民事
离婚
经济
遗产
工伤
公司法
诈骗
其它
拆迁
个税
股权
刑事
刑事
刑事辩护
取保候审
刑事诉讼
举报
举报原因(必选):
取消确定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