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的办公地点在
不是的，至少不从来就是，他只在南京待到1937年就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抗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越南河内。
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组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庭为总顾问，作为过渡形式。 蒋介石当时想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反此前同意的迁都武汉主张，截留第二批北上路经南昌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在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 1月5日发出“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通电，引发迁都之争。 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让步。1927年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由尚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任主...全部
不是的，至少不从来就是，他只在南京待到1937年就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抗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越南河内。
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组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庭为总顾问，作为过渡形式。
蒋介石当时想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反此前同意的迁都武汉主张，截留第二批北上路经南昌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在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 1月5日发出“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通电，引发迁都之争。
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让步。1927年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由尚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任主席。武汉国民政府本是广州国民政府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政府，而且共产党员已直接参加该政府，理应把它视为与广州同一的政府。
但因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使武汉政府与广州政府的“同一”性发生了动摇，只能看作是第二个国民政府。“七一五”政变后，宁汉合流，武汉方面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南京”。
在1937年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南京陷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汪精卫也一同前往。
1938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沦陷。汪精卫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他说：“如果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伤害中国国家的生存，吾人将接受作为讨论的基础。”这里面“国家的生存”意涵十分暧昧。无疑，这是汪精卫向日本人抛出的至为妩媚的一眼。
10月底，武汉失守。
11月3日，近卫喊出“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的口号以回应。这里面的“中”，便意味着虚位以待汪精卫了。
11月19、20两天，高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等，在上海重光堂土肥原的家里，举行秘密会议，并达成所谓“日中协议”。
其中包括：“一、缔结日华反共协定。二、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日本在中国经济方面的优先权。”如果这么做，实际上跟伪满洲并无差别。但，汪精卫认了。
12月18日，乘委员长人在桂林行营的时候，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和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以及曾仲鸣等人，自重庆脱走。
假道昆明飞向越南的河内。
1940年元月，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聚会，决定放弃各自的政府，而成立了伪“中央”。汪精卫于是大张旗鼓“还都”南京，并行礼如仪的宣誓，就任伪国民政府的主席。
此时，他果真当上了老大了，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也有自己发行的钞票…但是汪心知肚明，自己只不过是俎上之肉，任凭日本人宰割的傀儡。他的风光与炫烂，如今剩下的只是这一些残缺的片段，而留在历史上的“汪日密约”，却依然教人怵目惊心。
当年参与此事的高宗武与陶希圣，也因如此而惊醒了“和平”大梦，逃往香港。他们说：“条件之苛（指汪日密约），尤甚于民初之‘二十一条’，…直夷我国于附庸，置我国之死命，殊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欲走…”
1944年11月，相去抗日胜利还不到一年，汪因枪伤旧病复发，死于日本，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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