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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说》中“世人甚爱牡丹”,而为什么作者周敦颐“独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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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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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敦颐不爱牡丹,容易理解。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因其艳丽、雍容、华贵、多姿、繁茂,李唐以来就一直深得人们的喜欢。牡丹因此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意象,成为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的代名词,这种价值取向显然与我们传统文人的道德取向背道而驰,所以君子不耻。
   但是周敦颐不爱菊花,就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了。  菊、梅、兰、竹,自古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四君子”,得到传统文人们的赏识与追捧。朱淑贞“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陆游“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东坡“菊残犹有傲霜枝”,元稹“此花开尽更无花”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凌寒独立、不与世同流合污的菊花在中国文人眼里便有了君子之德、君子之风,成了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寄托。  东篱下悠然采菊的陶渊明,更是以其田园诗人和隐逸者的姿态,赋予了菊花独特的超凡脱俗的隐者意义和灵性。
  以君子自诩的周敦颐岂能不爱菊?莫非其中别有缘故? 我们习惯于将陶渊明的归隐归之于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实我以为并不尽然。儒家不仅仅有入世的激情,也有出世的洒脱。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孟子也这样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是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而成为一个心如止水的“隐士”?我看未必。
  “云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神释》),“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字里行间蕴含的是理想破灭后的痛苦与失望,是人生十字路口的徘徊与犹豫,是面对现实的感慨与愤懑。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熟悉的诗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有别的味道在里头--是恬静淡泊下的一种失落与无奈。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里面所包含的也许就是陶渊明欲说还休的真心吐露吧。
  归根到底,陶渊明爱菊是对社会绝望的消极体现,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受挫后的一种近似道家方式的解脱。 是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周敦颐不爱菊?我们再来看看周敦颐,寻找一下周敦颐爱莲的心理情愫。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道州营道人。
    生前官位不高,曾任分宁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令、南昌知、合州判官、虔州通判、郴州知、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等,但所到之处,深得民望,颇有政绩,“治绩尤著”,“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人心悦服”(《宋史》)。
  黄庭坚对他评价颇高:“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史》)从这一点上看,周敦颐的品格是不容置疑的。
  同样的不得意,周敦颐并不像陶渊明那般消极避世,而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我想对于周敦颐来说,有如此这般的人生情怀,要他去喜欢避世的菊花,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其一。
   其二,莲在我国民俗文化中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的,特别是在婚俗以及生殖崇拜中有其特殊意义,这当然不是周敦颐所想要的。周敦颐之喜欢莲,表面上看是莲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样一种清高脱俗而圣洁大度的美,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周敦颐与佛教有着深层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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