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一生
阎锡山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
陈应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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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2月,红军东渡抗日。 阎锡山任命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把晋绥军所有七个师的兵力编为四个纵队,沿黄河一线设防阻击。在第一阶段战斗中,关上村一战,晋军周原健全军覆没。阎锡山大吃一惊,深感红军的强大,绝非山西一省的力
量所能抗拒,便急忙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 蒋介石早想把他的势力伸向山西,便立即答应阎的请求,迅速派嫡系部队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全部
阎锡山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
陈应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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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2月,红军东渡抗日。
阎锡山任命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把晋绥军所有七个师的兵力编为四个纵队,沿黄河一线设防阻击。在第一阶段战斗中,关上村一战,晋军周原健全军覆没。阎锡山大吃一惊,深感红军的强大,绝非山西一省的力
量所能抗拒,便急忙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
蒋介石早想把他的势力伸向山西,便立即答应阎的请求,迅速派嫡系部队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关麟征所属第二十五师孔令恂部、李仙洲部,经陇海路输送到豫西,由通晋的各渡口过黄河入晋,沿同蒲路北上增援。另派三十二军商震部由正太路开到晋中,增强保卫太原的力量,当时号称15万“中央大军入晋作战”,以壮声势,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陈诚任总指挥,调度一切,负责“剿办”。
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扩大,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和国民党政府,不分男女老幼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成对内团结、对外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蒋介石的军队仍赖在山西不走,企图趁机削弱阎锡山的势力,并进而待机把阎挤出山西。这时,对阎锡山最大的、最直接的、最现实的威胁,莫过于蒋介石在山西的驻军了。
拿阎锡山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
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就是说和走钢丝绳一样,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所谓“哪一颗也不能踩破”,就是说他哪一方也惹不起,哪一方也要反对,但又对哪一方也得应付一下,搞点关系。他为了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不得不与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进行一定限度的合作和采用一些共产党的口号。
为了争取得到共产党的支持,阎锡山曾表示说,只要红军能撤回陕北,他就要使蒋介石的中央军离开山西。他答应共产党可以派代表、带电台到太原谈判。阎认为只要他能打出“联共抗日”的招牌,取得共产党对他的支持,就既可以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与威信,动员群众来对日作战,暂保他的全部财产,又可以逼迫蒋介石不敢对他的“内政”进行干涉。
不过,他这时采取的策略,其实质却是:既要联共,又要在暗中防共、反共;既要抗日,又要在暗中和日、亲日;既怕蒋、拒蒋,又要依靠蒋。基于这种态度,阎锡山先于蒋介石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在太原海子边(今儿童公园)召开万人大会,向公众宣布,“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正式成立,对全国震动很大,博得了各阶层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好评。
牺盟会成立后,虽然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号召力很强,报名参加的人也很多,但由于阎锡山的军政上层人物竭力反对,受到的阻力也很大,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
为了通过牺盟会发展自己的势力,阎锡山特请薄一波回晋。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下旬,薄奉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从北平回到太原,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到牺盟会任常务秘书,主持牺盟会的日常工作。从此,牺盟会得到了大发展,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发展起来。
会见周恩来和朱德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制日寇的侵略!”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致要求对日作战。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了《国共合作宣言》,希望由国民党方面新闻机关早日发表,并派周恩来等同国民政府谈判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布对日抗战,宣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
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为了联合阎锡山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先后派彭雪枫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徐向前、程子华、南汉宸等来到山西,同阎锡山商谈合作抗日事宜。
当周恩来等到达风陵渡后,阎派梁化之带专列前去迎接。9月4日到太原后,在火车站举行了欢迎仪式,又奏军乐,又检阅仪仗队,非常隆重。周恩来在太原先和赵戴文、梁化之进行了接触,后到太和岭行营,同阎锡山直接谈判,提出在二战区的范围内,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总动员委员会的建议。
阎锡山根据当时紧迫的形势,表示同意在他控制下,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支援战争。双方就成立战动总会一事达成协议。9月20日,第二战区战动总会在太原宣告成立。
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四日)上午8点半,八路军总部在侯马举行了抗日动员大会后,由朱德等率领,乘火车北上。
经太原、忻州、定襄,于下午4点30分到达河边村。总部首长除朱德外,还有左权、任弼时、黄克诚(保卫部长)、傅钟(民运部长)等。
八路军在河边村火车站下车后,受到河边人民的热烈欢迎,阎府也专门派人到火车站迎接。
当时,阎锡山正在村里小住,朱德便前往“东花园”会见阎锡山。阎锡山以上宾接待,双方就抗日事宜进行了商讨。随后,阎锡山设宴为朱德接风。
在晋北抗战前线
朱德和周恩来到五台后,由于大同已于9月13日失陷,日军主力正由冀晋边境的天镇、广灵向平型关扑来,企图抄袭雁门关后方,晋北前线与平汉前线的战局已迅速恶化。
为了研究新的战略部署,更好地联合对敌,9月21日,周、朱二人到太和岭口再次会见了阎锡山。经过协商,对平型关的防守,双方约定:晋绥军负责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隐蔽集结于两侧,待敌人进攻平型关时,前后夹击。
方针决定后,各自进行准备。9月22日,朱德回到五台城,召开了一一五师连以上干部会议,对平型关战斗作了部署。根据部署,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在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下,从五台县蒋坊村出发,日夜兼程,经龙泉关到了阜平,然后迂回敌后,23日夜里到平型关附近的上寨村待命。
彭德怀率电台工作人员驱车直上金阁岭,住在金阁寺,二线指挥作战。25日,八路军和晋绥军在平型关歼灭日军板垣师团1000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威震中外,有力地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呓,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平型关战役后,日军不敢向平型关正面进攻,被迫改变战略,由进犯大同的日本关东军南下浑源,迂回于雁门关与平型关之间的茹越口,发动猛攻,以策应陷于窘境中的第五师团。接着,日军又占领了铁甲岭,29日夜间,占领了繁峙城。
在这关键时刻,阎锡山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于30日深夜,在砂河南边的一个村子里,召开了军事会议,阎锡山命令前线各路大军,向五台山、云中山、芦芽山转移,集中主力于忻县、忻口之间,以保卫太原。
雁门关方面,由行营参谋长朱绶光代阎下令撤退。
10月1日,阎锡山为了向山西人民“交账”,一方面把牺盟会的几个领导人叫去,说:“现在我要革命了。”给牺盟会发了5000枝枪。另一方面,于10月3日在绥靖公署组织了高级军事法庭,亲自审讯了在天镇作战不力的晋绥军第十一军军长李服膺,随后处以死刑,使晋绥军不敢继续后退。
加上中央军开进山西,八路军迂回敌人侧翼,协同作战,于是他又壮大了胆子,和黄绍(字季宽,广西容县人,当时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娘子关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傅作义、周恩来等在太原绥署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在忻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会战。
忻口战役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日军在飞机的俯冲、扫射和猛烈的炮火、机枪、坦克掩护下,在争夺忻口西侧的南怀化时,整营整连地反复向我军前沿阵地猛扑。等敌人进至几十米时,我军阵地手榴弹齐发,战士们从战壕里冲出来,追击溃退下去的敌人,敌人死伤甚众。
敌人无数次的冲击,都被我军打垮。在左翼的大白水村,敌我各占一半,展开了连续的肉搏战,日军虽多次增援反扑,均遭我军痛击,最后仍未攻占全村。
忻口战役中,守军寸土必争。军长郝梦龄在火线指挥,被敌人炮弹击中,光荣殉职。
官兵牺牲者不下万余,负伤者也在两万以上。战斗最激烈时,在正面二里宽的战线上,从拂晓至黄昏,一天竟损失了10个团。但我军愈战愈勇,置生死于度外,或坚守阵地,或支援友军,为民族生存,奋力杀敌。经过23天的英勇战斗,日军受到严重打击,死伤万人左右。
日军著名的板垣师团一筹莫展,被阻在忻口阵地前,不能前进一步。日军无法取胜,曾被迫作向北撤退的准备。
八路军配合正面作战,一二○师七一六团于10月18日,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歼敌一部。
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指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深入敌人侧后,袭击了代县以南的阳明堡敌人飞机场,烧毁敌军飞机24架。
日军为了策应忻口战役,由石家庄派兵进攻娘子关。我守军坚守半个多月,敌迂回至后方,守军被迫于10月26日撤退。
日军沿阳泉、寿阳向榆次进军,威胁太原,阎锡山见状,急忙调傅作义率三十五军防守太原,接着又发电报,要卫立煌率领守忻口的大军火速向太原方向撤退。卫立煌没办法,只好命令忻口全线主动后撤,忻口战役遂告结束。
忻口战役从10月11日开始,到11月2日结束,前后共23天,成为华北抗战初期最激烈的战役,也是历时最久、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
在忻口战役期间,阎锡山和杨爱源、孙楚等人,每日下午7时许,乘坐小车,亲临前线坐镇,并调遣一个宪兵大队,随执法总监张培梅在前线督战。
忻口战役后,阎锡山曾作诗说:
忻口布阵得从容,全赖原平拒敌功,
假使娘关不失败,廿三何至任敌攻?
(《忻口战役》)
诗中颇多惋惜,而国内外舆论界则一致称赞,说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数月中仅有的一次光荣战争……予敌人以严重打击,为民族增无限光荣。
”(《西安文化报》)“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高潮的标志,是标志抗战前途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吉兆”。(英国记者贝特兰《华北前线》)
联日反共
抗战前夕,由于日军步步紧逼,迫于形势,阎锡山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不得不改变策略,变“防共反共”为“联共抗日”,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合作,希望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与威信,动员群众对日作战,以维持其政权。
但形势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的估计。抗战初期,短短几个月,使他的十几万旧军队,丧失了70%,手中仅剩下两三万人;山西半壁河山,陷入敌手,一些未沦陷的地区,政权也已处于瘫痪状态。相反,太原失守前派往各县的牺盟会工作人员,却配合八路军、决死队,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军进行着英勇搏斗。
面对这种状况,阎锡山深感要想求得“存在”,依靠旧军、旧政权已经不可能,只有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才有前途。于是,阎一度放手让牺盟会和决死队等进步势力发展。他看到决死队由原来的四个总队(相当于四个团)发展成四个纵队(相当于十二个团),并成立了政卫队。
原来只有几百人的工卫队,也发展成相当于三个团的工人武装纵队。此外,还成立了许多独立的抗日游击支队,各县又组织了人民武装自卫队。通过阎锡山,牺盟会还推荐和委任了不少县长和县武装自卫队长。当牺盟会在掌握政权、建立武装、扩大组织、发动群众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时,阎锡山又生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握。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28日临汾失守。阎锡山经蒲县、大宁、乡宁、吉县,退到陕西宜川县桑柏村,其统治集团陷入混乱之中。这时,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等抗日进步力量,却在敌人后方,在山西广大农村和山区,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政权,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使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阎锡山看到这种局面之后,进一步感到抗战不到一年,崩溃了的是他的军事力量,瓦解了的是他的旧政权,而强大起来的却是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等革命力量。于是,他对抗战动摇了,发出了“不能抬上棺材抗战”的怪论,指示王靖国、赵承绶等人“要和薄一波他们作斗争”。
为了扶植其统治支柱——旧军,为日后的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他从陕西回到吉县后,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6月上旬,把他的各军、师主要军官秘密召集到吉县古贤村开会(即“古贤会议”),专就统驭方法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与配备力量等问题,作了布置。
他又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3月25日到4月22日,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亦称“秋林会议”)。会上,他提出了“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统一待遇”的所谓“五统一方案”,企图把新军归并到旧军里,消灭新军。
还大讲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一切事情都不要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反共。”积极为其反共投敌铺平道路。以王靖国、薄毓相等人为中心,代表旧军和部分旧行政人员及公道团人员,结成一派,与以薄一波、续范亭等人为代表的决死队、牺盟会和大部分专员、政工人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会议期间,阎锡山又采取了“内部分化”、“制造磨擦”等措施,分化瓦解牺盟会与新军;还组织了突击队、精建会等反动组织,到各区、县散布谣言,制造分裂,攻击牺盟会、决死队,中伤八路军。会内会外斗争都十分激烈。
从此,阎锡山把联共抗日路线变成了联日反共路线。
同年6月,阎锡山解散战地总动员委员会。10月29日,在秋林镇举行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积极进行反共部署。12月1日,命令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与日军东西夹击驻在晋西隰县、孝义一带的决死二纵队。
与此同时,又命令孙楚、赵承绶在晋东南和晋西北向决死队、八路军及所有新军和牺盟会发动了全面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后,革命力量在自卫反击的同时,考虑到大敌当前,需要采取克制的态度,尽量不使事态扩大;中国共产党也把十二月事变当做山西新旧军之争来处理,给阎锡山留了回头的余地,争取他继续留在抗日阵营里,不至于公开投降日军。
为此,周恩来给阎锡山写信,劝其继续走团结抗战的道路。新军将领续范亭也给阎锡山写信,表明新军继续拥护他领导抗战。但阎锡山决心联合日军对付共产党,消灭抗日革命力量,保持并扩大其势力。这时的侵华日军由于在我国抗战军民的严重打击下,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早已破灭,困难日益加深,已经陷入持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于是,开始制造所谓的“和平”,企图采用诱降的手段灭亡中国。阎锡山一贯亲日反共,本来就是侵华日军诱降的对象。早在太原沦陷不久,伪省长苏体仁就秉承日军的意旨,授意伪省公署秘书曲宪纯(阎锡山的表侄)找阎宜亭(阎锡山的族侄,太原西羊市晋恒木厂商人),到晋西向阎锡山面交苏体仁的信件,告知日军愿和阎锡山“亲善合作”,不再以兵戎相见。
阎当即复信,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防共”。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既然决心反共,更是日军拉拢他投降的大好时机。于是在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初,日军派汉奸白太冲(孝义县白壁关人,原为阎政权区长,投敌后阎委为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兼平遥县长、敌区工作团团长)将日军参谋长田中隆光和伪省长苏体仁的信件送给阎锡山。
阎锡山复信愿与日军合作,共同剿共,以确保山西治安。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11月间,经过白太冲半年的奔波拉拢之后,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按照阎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与日军驻山西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及苏体仁、梁上椿会晤,并进行谈判。
赵提出:阎要求日方为其装备30个团,所有兵员、武器、食粮、经费均由日方负责。经洽商,达成初步协议。不久,日军把孝义县的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等据点,让给阎锡山。从此,阎、日间的接触更加频繁。
1941年(民国三十年)3月,阎锡山再次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谈。
口头商定:阎、日双方要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的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和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6月,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交阎军接管。
这期间,刘迪吉、苏体仁、梁上椿等继续与日军谈判,达成基本协定。8月11日,阎锡山派赵承绶为“全权代表”去汾阳,代其签署正式协定,地点在汾阳城内日军若松旅团司令部屋顶花园。
《汾阳协定》内容很具体,共20条。
主要有:1阎、日取消敌对行为,共同防共;2日方先给阎装备50个团,拨发步枪五万枝,机枪五千挺,以便消灭共产党;3阎通电脱离蒋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先进驻孝义,待日方将晋中府十县政权交阎方接管后,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扩充力量后,再进驻北京;日方将华北政权交阎方接管后,组织“华北国”。
同年10月1日,阎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方研究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决定在太原、汾阳、临汾成立办事处,以便双方联络,并交换情报与物资。太原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梁延武(阎锡山的五妹夫)、曲宪南(阎锡山的表侄)、刘迪吉、齐骏鸣、贾锡九等。
梁负责政治,曲负责交换物资,齐、贾二人共负军事。各办事处成立后,双方物资频繁交换,关系越加密切。阎锡山则积极准备回太原。这时,阎、日勾结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为了维持其“抗战”的局面,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铨叙部长贾景德到晋西,劝阻阎锡山,并答应解决山西的困难。
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王世英也会见了阎锡山,抓住阎投降的危机问题,对时局作了详细、透彻的分析,使阎不得不在联日的同时,静观时局的变化,等待美、日和谈的结局,看一看日本将要南下太平洋还是北攻苏联。
不久(12月1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阎锡山大吃一惊,只好改变态度,由积极投降改变为等待观望,对《汾阳协定》的履行,也暂时停止下来。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4月,日军因勾结阎锡山的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便再次派梁上椿到克难坡,邀请阎锡山亲自到太原谈判。
随后,又经过梁延武、刘迪吉等人一个多月的往返磋商,最后阎锡山同意亲自在吉县安平村与日军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在5月6日举行(后来把这次会议叫“安平会议”)。
安平村有107户人家,是山区的一个大村庄,在吉县城南,为阎军前哨阵地。
村南隔一条沟,为日军防地,双方隔沟相峙。
会议内容,在阎锡山方面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等等。在日军方面为:(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阎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政权,等等。
阎锡山对日方提出的问题,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通电脱离蒋政权和向日投降,须再加考虑。因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时间已到十二点,双方“暂时休会”,共进午餐。阎锡山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等人。
饭后,各自回到休息室休息。这时,杨贞吉得到报告,发现在日本人来的路上,有许多骡马向安平村前进。杨立即报告了阎锡山。阎锡山听后,认为这是日本人在会议上没有达到目的,要用武力相威胁,便搓手摇头,十分惊惶,决定逃走。
下午,继续开会时,岩松等进入会场,一直等不来阎锡山。赵承绶明知阎已逃跑,却假意到阎休息室去催。回来说:“长官已经走了。”岩松等十分气愤,向赵承绶说:“你们长官太无礼了,我们会给他惩罚的。”于是,会议宣告结束。
安平会议后,双方来往虽然一度停止,但阎锡山联日反共的思想没有改变。他让梁延武、刘迪吉等仍返太原办事处,继续与日军联系。以后,彼此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多项合作。比如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阎锡山依照与日军商定的办法,由伪政权委任阎派到太原的干部担任日伪干部。
让靳瑞萱当了伪山西省卫生局局长,李畅生当了伪五台县县长,刘香当了伪五台县保安团团长,等等。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利用日军力量,抢夺地盘,抢占太原,继续反共反人民,8月17日,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命令日军继续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听候阎锡山军队接受投降。
共产党如抢占太原,则由阎、日双方军队共同负责,日军负主要责任。随后,阎锡山派军队陆续到达太原郊区的小店镇,一部分军队到皇后园、黄寨和西山一带“扫荡”后,分驻新城和许坦,一部分驻在小店镇附近地区。
8月30日,阎锡山在日军的迎接下,回到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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