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本位

银本位银本位作为货币制度有哪些缺陷

银本位制是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有银两本位和银币本位两种类型。银两本位是以白银重量“两”为价格标准实行银块流通。银币本位则是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币；银币可以自由铸造成和自由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银币和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 海外白银内流是银本位制度确立必要条件 简介 　　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银本位的确立。 在供给方面 　　在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物质前提是国内市场白银存量足够满足流通之需。 在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金银铸币就已广为...全部

  银本位制是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有银两本位和银币本位两种类型。银两本位是以白银重量“两”为价格标准实行银块流通。银币本位则是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币；银币可以自由铸造成和自由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银币和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
   海外白银内流是银本位制度确立必要条件 简介 　　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银本位的确立。 在供给方面 　　在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物质前提是国内市场白银存量足够满足流通之需。
  在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金银铸币就已广为流通。而在中国，虽然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就铸行了白金币， 但白银一直未能摆脱辅币地位，甚或主要用于贮藏。自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币制以来，外圆内方的铜币历经朝代更迭，盘踞本位货币宝座长达一千多年。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中国金银矿藏相对贫乏。根据明、清史籍所载银课收入数字计算，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白银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0万两左右，清代前期约20万两左右，较之美洲、日本、 欧洲只不过是个零头而已。
  而且我国银矿品位不高，开采往往得不偿失。据全汉升统计，明代中国银矿含银量在0。003％-12。5％之间，一般在1％以下；而同期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为50％，新西班牙银矿含银量为5％-25％。《明史•食货志•坑治》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即西历1546年）七月命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
  ”梁方仲就此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 不仅如此 　　自唐宋以来，“钱荒”的记载不绝于史，流通中货币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补钱币之不足，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当流通媒介，实际上实行了钱币、谷帛的平行本位制，金银主要用于贮藏。本质上并不适宜充当货币的谷帛长期与钱币并行，即使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唐朝鼎盛年代也是如此，重要原因就是金属货币短缺。
  但由于钱重物轻，民间交易优先使用钱币，政府又不得不出面强制推广代用货币。仅在唐朝，开元二十年（732 年）和二十二年（734年）、德宗贞元二十年（804 年）、 宪宗元和六年（811年）、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和八年曾先后多次下诏禁止交易只用钱币。
  宋朝则三令五申，并在边境设卡，严禁铜钱外流。宋代纸币制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克服硬币不足的困难，满足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元代虽然名义上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但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行至元宝钞以来就一直使用不兑现纸币，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
  然而古代纸币制度终因其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而在元末崩溃，明太祖虽发行了大明宝钞，但不久就名存实亡。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生产和交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钱荒有增无减，对大宗交易所需的高价值交易媒介--白银需求增长则更快。
  因铸钱铜料不敷使用，明政府不仅数次下令销毁民间铜器铸钱，南京太仆寺甚至将大内旧铜器47万余斤也用于铸钱，并允许将前朝旧钱投入流通。罗掘至此，明初至万历初200年间铸钱数量也仅有1000万贯， 而北宋除开国初期每年铸钱少于100万贯外，百余年间每年铸钱都在100 万贯以上， 熙宁六年（1073年）后每年铸钱竟达600万贯。
  商品经济发展与钱币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形成的通货紧缩效应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白银源源流入中国，消除了国内银矿资源贫乏的制约，使这一矛盾最终得以化解。 在需求方面，首先 　　出口市场的迅速扩大，使手工业发达的南直隶南部（今苏南、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又通过联锁效应进一步带动了北方和广大内地的经济发展。
  今日相对贫穷的赣南，当时是通往广东外贸口岸的商道，百业兴旺。对外贸易对明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之大，从中国商品外销与内销规模比较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苏杭丝织业与松江棉织业是明代后期商品率最高、产值最大的两个产业部门，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供的资料，当时苏杭民间机户年产丝绸约20万匹，价值白银16万两；松江棉布运销量为2000万匹，价值白银300万两，两项合计316万两。
  而根据中国学者张铠计算，17世纪初，不计荷兰人经台湾输往日本、东南亚的中国商品以及葡萄牙商人运销果阿、欧洲的中国货物，每年仅直接出口菲律宾和由葡萄牙商人输往日本的中国商品价值即达白银427-487万两。
   其次 　　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种稳定的通货，但明政府发行的宝钞和铜钱币值都不稳定。就宝钞而言，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的宝钞，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实际价值就跌落到面值的5 ％-16％，后世所发行的宝钞实际价值就更加低落。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一贯宝钞竟然只能兑换一文铜钱。就铜钱而言， 明朝中叶以后，钱法日趋紊乱，腐朽的统治集团将滥铸劣币、大钱，获取"铸息"作为一条搜刮人民、缓解财政危机的财路。从钱币重量上看，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明末钱重由1钱2分改为1钱，后又减至8分，南京所铸，有轻至4分以下者。
  从成色上看， 天启年间铜钱成色由规定铜七铅三降为铜铅各半，甚至铜二三而铅砂七八。凭借这种手段，天启年间南京铸钱年获利达12万两白银，"铸息"达60％以上，而万历以前铸息通常为20％-30％。加之私人盗铸猖獗、政府货币政策变动无常，致使宝钞和铜钱信誉都不高。
  隆庆初年高珙就指出：“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苏州市民就曾发起席卷苏南各州县的拒用天启钱运动，持续10个月之久。海外白银源源流入，提供了一种供给随经济发展稳步增长并摆脱政府干预的稳定通货。
   　　白银为本位币、铜为辅币的货币体制确立后，历经明、清两朝和民国初期，直至1934年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时方才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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