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和甄宝玉在红楼梦里，有贾雨
论甄宝玉与贾宝玉的形象差异及象征意义
作者：严明 曹玉萍
一
以往学术界对甄宝玉有多种认识，也有学者试图从两个宝玉的比较中看出作者的用意。 如陈诏认为“惟独(甄)宝玉这个人物，既不是贾宝玉的孪生兄弟，却又与贾宝玉万般雷同，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他毫无生活气息，实际上是贾宝玉形象的机械式重复，是作者心造的幻影，对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我们只能说他是不真实的，同时也没有感染力和生命力”故认为“甄宝玉是曹雪芹的败笔”。 [1]不久金秋实发表商榷文章，用大量例证说明甄宝玉和贾宝玉的许多不同之处，来反驳陈沼的所谓“没有感染力和没有生命力”“毫无生活气息”一说，认为甄、贾宝玉是两个完全不...全部
论甄宝玉与贾宝玉的形象差异及象征意义
作者：严明 曹玉萍
一
以往学术界对甄宝玉有多种认识，也有学者试图从两个宝玉的比较中看出作者的用意。
如陈诏认为“惟独(甄)宝玉这个人物，既不是贾宝玉的孪生兄弟，却又与贾宝玉万般雷同，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他毫无生活气息，实际上是贾宝玉形象的机械式重复，是作者心造的幻影，对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我们只能说他是不真实的，同时也没有感染力和生命力”故认为“甄宝玉是曹雪芹的败笔”。
[1]不久金秋实发表商榷文章，用大量例证说明甄宝玉和贾宝玉的许多不同之处，来反驳陈沼的所谓“没有感染力和没有生命力”“毫无生活气息”一说，认为甄、贾宝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2]近期有学者从性格发展的角度概括了两个宝玉性情由相同走向分化的过程，[3]上述各家提出的观点均各有理由，但是到底甄、贾宝玉如何定位，还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
既然前人从人物形象角度出发给以论证，我们不妨顺着这个思路对人物形象作一番梳理。首先看看甄宝玉。甄宝玉在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主要回目有第二回、第五十六回、第九十三回和第一百一十五回。
下面，我们就逐章加以论述。
首次提到甄宝玉是在小说的第二回，通过贾雨村之口我们初步了解了甄宝玉的言行，许多学者也据这一回的描写说明甄宝玉同贾宝玉的性情是一样的。先观其行，在外人面前，他“暴虐浮躁，玩劣憨痴，种种异常”；在女儿面前，他“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
这种行为，与贾宝玉“混世魔王”、“怡红公子”的两个绰号十分吻合。但若仅据此就推断甄宝玉也可以称作“混世魔王”、“怡红公子”，不免有些武断。再看其言，甄宝玉说：“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按：指“女儿”)，要紧。
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乍一看，这同贾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言论非常接近。的确，这样的话出自两个不谙世事的贵族子弟之口，对当时社会而言，其惊世骇俗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但细细品味可以看出两者在语气上有质的区别。贾宝玉完全是以自我感觉为出发点来评价女儿与男子区别的，所谓的“清爽”与“浊臭逼人”是指贾宝玉的自我感觉，与女儿男子本身无关。而甄宝玉的语气则明显带有贵族子弟的口吻“你们这浊口臭舌”，大有自我贵重之意。
如果单就这句话还不能下此结论，那么看后面两人在挨打时的表现就可见高下。甄宝玉每打得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说：“急疼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或可解疼也未可知……”。这“乱叫”与他先前“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等话显然自相矛盾，俗话说紧要关头显本性。
倘若这句话中所谓的用“清水香茶漱口”只是针对小厮而不包含自己，那就更显其自傲自重的贵族倾向。再看贾宝玉，在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答挞、”中讲到其挨打时“小衣皆是血渍”“由臂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但始终没有哼一声，他把所有的痛(实际上包括责任)都自己扛着，事后言到“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即脂评所谓的“(贾宝玉)乃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是也。再看两人读书。贾雨村说甄宝玉“玩劣憨痴”但还是能读书，所谓“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理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理糊涂”。贾宝玉身边一直有女儿伴着，即使是宝钗、湘云这样的女子劝着，他也不想读书，反不受用，并认为她们与自己不是同类(林黛玉从不说这样的混帐话，所以是同心同类)。
凡此种种可见两个宝玉的秉性差异之大，作者一开始就给我们交代得相当清楚。
到第五十六回中甄家上京提及甄宝玉与贾宝玉的一般行经，引得贾宝玉在梦中与甄宝玉相见，虽然梦境不为真，但这次相见使甄宝玉与贾宝玉的性情差异更为明朗：(贾)宝玉“忽忽地睡去，不经竞到了一座花园之内”，丫鬟见之，言道“你是那里远方来的臭小厮，也乱叫起他来，仔细你的臭肉，打不烂你的。
”“咱们快走吧，别叫(甄)宝玉看见，又说同这臭小厮说了话，把咱熏臭了。”这段话中一连串的“臭”字出于一灵秀丫鬟之口，足见甄宝玉平时对下人的教导影响之深，使之竟然连面对贾宝玉这样“虽怒时而若笑，即膛视而有情”具有一段天然风韵之人，也以“臭”呼之。
可见甄宝玉的观念是众“红”只可“怕己”，而不可“悦人”，大有惟我独尊，不可一世的味道。贾宝玉在这一点上与甄宝玉刚好相反，他从不以我为主，不强求女儿顺从自己的意志，自称“至浊至愚”之人，他自始至终都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怕红”的角色。
同样以对丫鬟的态度为例，三十三回“(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四十四回“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六十二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等情节，均是贾宝玉“怡红”本性的典型注解。因此，可以讲，只有贾宝玉才可谓之真正的“怡红公子”，而甄宝玉的“怡红”却有其私欲目的和功利所在。
五十六回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甄家四个女人拉贾宝玉的手这一细节。这里贾母有一段话说的极是：“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这反映出甄、贾宝玉在待人接物上的相似态度和礼节之处，只不过是当时贵族子弟应有的礼节。
因此，这相似的表面并不意味着实质的相同。我们看甄宝玉的这句话“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要尊荣无对的呢……”，有一段脂评值得注意：“(甄宝玉此言)如何只以释老二号为譬，略不敢及我先师儒圣至人，余则不敢以顽劣目之”，脂评已看出甄宝玉之志并不在佛老，这就为他后来踏上仕途经济之途埋下伏笔。
可见甄宝玉最终的入世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可信。在这一点上，贾宝玉与之有明显的差异，他的价值取向在小说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有清楚的交代，另外书中还多次提到贾宝玉诵读《华南经》，玩弄《庄子》文。
当然，在后四十回中，贾宝玉也参加科举，也有子嗣，但那只不过是为他能了无牵挂地彻底走出俗世(即所谓悬崖撒手)的一个必要准备。可见，真正的“混世魔王”也只是贾宝玉一人。
在第九十三回“甄家仆投靠贾家门”中，曾提到甄宝玉生过一场大病。
从全书情节发展的时间看，甄宝玉生病的那一年正是“太太进京的那会儿”，也就是五十六回中所写两个宝玉梦中会面之时。这次梦中相见与甄宝玉生病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甄宝玉因梦而生病，并因梦(梦中游太虚幻境)而病愈，与贾宝玉截然不同。
作者用这种暗中比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病愈后的甄宝玉“竞改了脾气”“惟有念书为事”。到一百十五回甄、贾宝玉才正式见面，此时的甄宝玉已俨然是个大谈经济文章的仕途之人，其人生目标是显亲扬名，著书立论，并想干一番忠孝双全、立德立言的大事业。
从以上几个回目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甄宝玉形象轮廓及性情发展的脉络，从上文的对照中可见两个宝玉同中有异。相同之处是诸如名字、外表、生活的环境、奇言异论、待人接物的礼仪及会友待客的细节等表层的东西；两人相异之处却是精神品质、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等深层次的领域。
甄、贾宝玉可谓是貌同而神异。关于这一点，脂评早有论及，如庚辰本第十七回说：“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二知道人也曾下论断：“笔下之假宝玉只此一人，而世之真宝玉正复不少”[4]。
可见贾宝玉确为曹雪芹内心的理想形象，是人的性情中“灵”的一面；而甄宝玉则为当时现实中常见的性格类型，即人的性情中“俗”的一面。而“灵”与“俗”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彼此交互影响的，由此构成了宝玉性格的复杂性。
这种交互影响之间有一个媒介，即“通灵宝玉”，此玉可以认为是某种“灵性”的象征，它和甄、贾宝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从《红楼梦》的章节安排中可见一斑。
上文所提到的涉及甄宝玉的几个回目，不是作者的随意穿插，而是在回目章节的安排上都有其特别的意义。
比如第二回通过冷子兴与贾雨村之口道出两个宝玉异常的行为，同中有异，为后文埋下伏笔。第五十六回甄宝玉与贾宝玉在梦中相见，这次见面对双方的影响都很大。随之而来的五十七回中“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使贾宝玉陷入痴呆，一时失了心志，狂态百出。
甄宝玉则更了不得，那一年他大病一场，梦游太虚后“惟有读书为事”，这一点在九十三回交代得很详细。梦中一遇，贾宝玉坦露其任情的本性，甄宝玉的性格才完全定型。紧接九十三回甄家仆包勇介绍甄宝玉的情况后，第九十四回又有异事发生，且看回目“宴海棠贾母赏花妖，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这失玉一事早在十八回中就有预示，当时贾元春归省所点四出戏中有《仙缘》一出，脂评曰“《邯郸梦》伏甄宝玉送玉”。而此处贾宝玉失玉之前一回中恰好又提到甄宝玉，两件事之间恐怕不仅仅是巧合的关系。再看第一百十五回“证同类宝玉失相知”和一百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这“失相知”、“悟仙缘”与前文“甄宝玉送玉”之间的关系该怎么看?甄宝玉与贾宝玉在一百十五回之前仅在梦中相见过，贾宝玉之玉不可能到甄宝玉手中，脂评中所谓的“甄宝玉送玉”之“玉”肯定另有所指。
有学者指出《红楼梦》双层结构：情节叙述的表层结构和精神象征的深层结构。[5]这里的“甄宝玉送玉”似亦可作如是观。假定甄宝玉“送玉”为真，那么“送玉”的具体时间应该在文章的第一百十五回，因为此时两个宝玉才第一次正式见面，甄宝玉“送玉”的结果是使贾宝玉“证同类”而“失相知”，终于“得通灵”而“悟仙缘”。
最终两个宝玉一出世，一入世。从章节之间的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出甄、贾宝玉的性格发展不是孤立的，甄宝玉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引起贾宝玉的性格变化，特别当贾宝玉认为甄宝玉是自己同性情之人的期间内，甄宝玉的出现总会带来贾宝玉的某些痴呆；而到了一百十五回贾宝玉终于明白了甄宝玉非己之相知后，才能最终了悟人生，大概“甄宝玉送玉”的深层意义也就在于此。
可以说，两人的梦中相遇成就了甄宝玉的“改邪归正”，而现实的相逢造就了贾宝玉的“悬崖撒手”。甄、贾宝玉的形象就在这相互的交叉影响中定型。
二
从甄、贾宝玉的形象差异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曹雪芹创作构思安排甄宝玉这个人物时的匠心，作者写甄宝玉的用意应远远在甄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本身的意义之上，下面就从小说的整体结构上作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红楼梦》的结构，红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究竟应分几条线来看，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笔者比较赞同张锦池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心解》中关于《红楼梦》结构的论述，即认为小说是由三条线组成：其一、青年女子的人生悲剧，全书所谓为闺阁女子立传，“使闺阁昭传”，描述了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异样女子纯真与才情被撕碎、被毁灭而同归“薄命司”的人生悲剧。
其二、封建家族没落史，从“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贵族子弟“一代不如一代”，最终“树倒猢狲散”，展示了一个百年望族由盛而衰的历史悲剧。其三、青年主人公贾宝玉成长历程中性格发展的精神悲剧。
[6]贾宝玉有两个外号值得注意，做为“怡红公子”的他是针对“金陵十二钗”而言的；而作为“混世魔王”的他则是针对封建家族而言的。可见贾宝玉贯穿了其他两条线，故而他的精神悲剧可以看作这三条线中的主线。
青年女子的人生悲剧与封建家族的历史悲剧是贾宝玉精神悲剧的背景与具体环境。在这一点脂评中也多次提到，如评贾宝玉是“诸艳之冠”，又说“通部情案，皆须从石兄处挂钩，然后各有其事，穿插神妙”等。
一般认为在《红楼梦》中前两条线均有各自互相映衬的地方，即前人所谓的影子说。
在青年女子人生悲剧这一层面上，钗黛作为“金陵十二钗”之首，各有“影子”。如清末张新之有言“是书钗黛为比肩，袭人晴雯乃两人影子也。凡写宝玉同黛玉事迹，接写者必是宝钗，写宝玉同宝钗事迹，接写者必是黛玉，否则用袭人代钗，用晴雯代黛……通部之章法也”[7]。
在封建家族没落这一历史悲剧层面上，由于当时政治原因，作者把甄家与贾家对举，都中甄家、金陵贾家遥相呼应，这是用了写假则知真的隐晦手法。书中十六回提到“江南的甄家”时，脂评指出“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毋作泛泛口头语看”，“通过人物对话偶尔提到的仿佛是贾家影子的甄家，其作用就要在大关节处透露这种真事的迹象。
”[8]
张新之把“影子说”看成是“通部之章法也”，已经暗示出贾宝玉应有自己的影子。今人杨义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把甄宝玉说成是贾宝玉的影子[9]，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要讲清这个问题，必先对前两个“影子”作一下鉴定，以便弄清影子说的前提。
在青年女子的人生悲剧中，我们说袭人是宝钗的影子，晴雯是黛玉的影子，是因为她们有一个共性，即袭人、晴雯之辈皆为“女儿”，而“女儿”的天性在曹雪芹眼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女儿”的很多可爱的共性(后文将做进一步阐述)，是影子说能成立的基础。
如清末涂赢所言的“《红楼梦》写宝钗如此，写袭人亦如此……，写黛玉如彼，写晴雯亦如彼”。[10]正是看到了这一共同点。另外，在封建家族的历史悲剧中，我们说甄家是贾家的影子，是因为两家有着相似的经历，而两家互证结合起来又刚好折射出曹家的兴衰，与曹家家史非常吻合。
庚辰本第十六回赵妈妈说过的两段话可以为证：“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如今现在的甄家，唉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这两个经历正是曹家所独有。对甄家，脂评有言“又一个真正之家，特与贾家遥对，故写假则知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影子说”都有各自成立的基础，即本体与影子之间有内在的本质上的共同性。而甄宝玉与贾宝玉从上文的形象对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人是貌同而神异，表面的相似不足以构成“影子说”的基础，且脂评早己指出贾宝玉是现实中未遇之人，是“我辈中所无”的“独此一人”，这句话就更说明不可能还会存在一个与贾宝玉有着本质上相似的人，书中所谓的“模样一样”‘淘气也一样”(五十六回)只是一种表象，可见甄宝玉是贾宝玉的影子这一说法有欠妥当。
三
既然这样，那么作者安排的这个遥远的甄家的甄宝玉与都中贾宝玉的关系究竟如何，这虽然不同于前文所讲的影子说的模式，但前两条线毕竟是贾宝玉的精神悲剧的背景和特殊环境，我们要考察甄、贾宝玉的关系及两者的象征意义还是应该放到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与背景中进行。
首先，就金陵十二钗与甄、贾宝玉的关系来说，曹雪芹同时之人早己看出同中有异的特殊之处。比如在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有眉批云：“将薛、林作甄玉、贾玉看书，则不失执笔人本旨矣，丁亥夏，畸笏叟。
”这条评语很耐人寻味，“将薛、林作甄玉、贾玉看书”有两解：其一、可以认为是从薛、林的关系看甄、贾宝玉的关系，由此及彼，明确了钗黛的关系也就使甄、贾宝玉的关系明朗化了；其二、可以认为是脂砚斋提醒读者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甄宝玉，从林黛玉的角度看贾宝玉，分别互证，以钗、黛二人的区别来映证甄、贾宝玉的区别。
先就前者而言，我们要弄清楚甄宝玉与贾宝玉的关系，只要从钗黛关系上着眼即可。钗黛关系在全书中表露得十分清楚，有脂评为证：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前总评所谓“钗、玉名是两个，人却一身”，明白指出钗黛合一论调。
另外，在第五回判词及红楼梦十二支曲子中，钗黛作为金陵十二钗之首均合用一首判词一支曲子，而这第五回一般认为是全书结构之总纲，作者的本质意图所在。所谓“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从字面上理解，前者为黛玉，后者为宝钗，近来也有学者从钗黛的个性本质上着手认为“玉带林中挂”是喻宝钗，“金钗雪里埋”是喻黛玉。
”这一争议也正表明钗黛之间的某中内在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甄、贾宝玉应该也合一的。还有甲戌本第二回脂评指出“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者，故此处极力表明以遥证贾家之宝玉，凡写贾宝玉之文则正为甄宝玉之传影”。
此外五十六回两个宝玉梦中相见及一百十五回的现时相逢所引起的两人性情的变化，可以看成甄贾宝玉合一论的佐证。
再就后者而言，以宝钗看甄宝玉，以黛玉看贾宝玉，分别互证两人性格，以钗、黛二人的区别来映证甄、贾宝玉的区别。
钗、黛的最大不同在两人对待“情”的态度上，宝钗内敛，黛玉直露。内敛者顺应时世，直露者不容于人。以此观之，甄、贾宝玉最终的归宿亦可以大致明了。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这两组人物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宝钗与甄宝玉均为顺世之人，而黛玉与贾宝玉均为任情率性之人。
在对待这两组人物的态度上，曹雪芹所偏爱的无疑是林黛玉与贾宝玉。对甄、贾宝玉在小说结构安排上故意作出一隐一显的处理，这本身就显示出作者人生观的价值取向。作者是率性任情之人，他所追求的是儿童般纯真的天性，这一点在《红楼梦》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书中作者借贾宝玉之口说道：“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的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然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可见其所谓的“山川日月之精秀”仅仅指“女儿”即少女，非一切女性。
因为少女代表的是一种纯真任情的天性。可见“女儿”两字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仅指性别意识，更多层面上还包括了某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女儿”所代表的特定的涵义，可以认为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正如书中对贾宝玉、柳湘莲、蒋玉函等人所持的赞许激赏态度一样，其原因也在于此。
脂评说“是书大旨谈情”，一个“情”字足以概括大观园内的诸多现象，此“情”表面是指男女之情，其本质则应为率真之情。但任情之人如贾宝玉与林黛玉者就如书中《枉凝眉》所唱的那样“一个是镜中月，一个是水中花”，这镜花水月虽美，但说到底还是虚幻的。
人说钗、黛合一，合就合在一个“情”字上，合宝钗之“无情”与黛玉之“任情”于一体，但最终“任情”还是被“无情”所压倒，此所谓“任是无情也动人”。然而“无情”之人又何尝不想也“任情”一下，如宝钗扑蝶的描写，该有多美，但这是和其为人处世的基调难以调和的，宝钗的性格悲剧就在于此。
甄、贾宝玉人物形象二而合一，也可以作如是观。
曹雪芹是任情之人，其思想观念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有着严重对立，曹雪芹本人也深刻意识到了这种对立，故在《红楼梦》的结构安排上，放上了甄宝玉这一特殊人物，使之与贾宝玉遥证。
这一点，今人陈诏先生在《红楼梦谈艺录》中也提到过，他说“尽管贾宝玉的形象在他(指作者曹雪芹)的头脑里非常活跃，但他的潜意识里始终有个甄宝玉存在，所以甄宝玉的出现绝非偶然”。可以说，两个“宝玉”在作者构思之初就是作为思想认识方面的某种相互对立面而设置的。
在小说的写作中，作者故意在人物外表上做相似的渲染，此幻笔也。《红楼梦》又称《情僧录》“情僧”二字就足以表达出作者心中的这种矛盾，既为“僧”，又何“情”之有?可能正因为如此，在后四十回的初稿写作过程中，作者增删批阅而久久不能定稿。
经过人生的痛苦磨难，他内心已经清楚在现实生活中贾宝玉是难以存在的，而甄宝玉才是“顺应”社会要求的。当作者青年时的锐气渐渐被尘世所消磨并已不自觉地成了“甄宝玉”的时候，他内心深处还放不下那个“贾宝玉”’最终在矛盾与痛苦中，“书未成，芹泪尽而逝”，可叹也夫。
如果笔者的这一推测成立的话，甄宝玉、贾宝玉这两个人物模式就分明代表着作者人生中两个不同的阶段。而在创作《红楼梦》期间，正是作者心目中这“真假”两者冲突激烈的时期，作者将其矛盾痛苦如实写出，即所谓的“情僧录”是也。
甄府与贾家分别作为甄、贾宝玉活动背景与环境，两家与甄、贾宝玉的关系之密切也是不言而喻的。上文提到，从甄家和贾家的互相映证关系可知两家实为一家，也就是说甄、贾宝玉有着完全相同的生活背景，这里不仅指家族大背景相同，家庭内部的基本关系亦是一样，所谓的严厉的父亲，溺爱孙儿的奶奶，另有几个异样的女子相伴等，而小说描写在这种相同的背景下却产生了两个外表相同秉性相异的人物，这种写法按一般的逻辑推论都难以解释清楚，然而我们把它归结为甄、贾宝玉象征了人生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分析才能讲清楚作者构思的奥妙之处。
其实清人王希廉在《红楼梦》卷首总评中早就指出：“《石头记》一书，主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数意，则贾宝玉甄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此言由“假作真时真亦假”一联而来，此中真假分代江南甄家和都中贾家，甄宝玉和贾宝玉。把两家合一，甄玉、贾玉合一来看，方不失作者本意。
据此，可以对书中所写甄宝玉与贾宝玉的关系下一结论：甄、贾宝玉不是影子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论，是象征着封建末世中个体认识及个性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少年时的任情率真发展到中年时的顺世平和。
然而《红楼梦》作者的特异之处就在于无奈顺世之时又难舍难忘率真之情，把这原本历时地存在于单个个体身上的两个阶段，在作品中以共时的手法，通过塑造貌同神异的两个人物使之感性而形象地再现。从这一角度看，甄宝玉的设置就不是偶然的，而是曹雪芹思想个性中深刻矛盾外化的必然产物，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甄宝玉在小说中所处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也是不可忽略和无可取代的。
注释：
[1]陈沼《甄宝玉——曹雪芹的败笔》，人大复印资料1983年第1期。
[2]金秋实《甄宝玉即贾宝玉也——与陈沼同志商榷》，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期。
[3]孙爱玲《宝玉终于出家之“小器”质疑》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4]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5]李治非《红楼梦：作为一个隐喻》，人大复印资料1991年第4期。
[6]张锦池《中国古典小说心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期。
[7]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8]详见蔡义江《论红楼梦佚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9]详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郭卫《红楼梦鉴真》，光明日报出版杜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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