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太平天国实行“照旧交粮纳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第二年，天京出现粮荒，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提出"照旧交粮纳税"的建议，得到洪秀全的旨准。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就是土地关系不变，照旧交粮纳税。
太平天国的田赋，基本上依照清朝旧制办理。 所征之物，同清制一样，分为粮米两种。田赋的征收及其他事宜，均归乡官办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建立了乡官制度。所收粮米，解缴郡县政府所设国库。
在沿袭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六粮纳税"政策的同时，太平天国还推行"着佃交粮"新举措。 太平天国在统治区镇压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他们或死或逃，出现了很多无主土地。太平天国并没有将自己控制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而是作为天国的财产租给农民耕种...全部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第二年，天京出现粮荒，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提出"照旧交粮纳税"的建议，得到洪秀全的旨准。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就是土地关系不变，照旧交粮纳税。
太平天国的田赋，基本上依照清朝旧制办理。
所征之物，同清制一样，分为粮米两种。田赋的征收及其他事宜，均归乡官办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建立了乡官制度。所收粮米，解缴郡县政府所设国库。
在沿袭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六粮纳税"政策的同时，太平天国还推行"着佃交粮"新举措。
太平天国在统治区镇压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他们或死或逃，出现了很多无主土地。太平天国并没有将自己控制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而是作为天国的财产租给农民耕种，令其"着佃交粮"。
1854年，太平军三大将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联名向洪秀全写了一个《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里面说：“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
策军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晚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对此，洪秀全非常重视，先后深入实际考证，自感交粮纳税问题非解决不可，并当即写下批示：“御昭：胞等建议是也，即遣左将施行。”
洪秀全批准在统治区恢复纳税问题时，思想上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太平军起义之初，洪秀全曾许下愿，并以“不要钱粮”作为金田起义的口号之一。太平军所到之处，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高呼万岁。现在话音刚落，又须邮购“御昭”，要老百姓“照旧交粮纳税”，岂不违背天朝施政士纲，自食其言吗？
随着太平天国的建立，洪秀全对交粮纳税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要巩固太平天国的政权，必须不断扩充军队；要为百姓办事，使之安居乐业，必须建立必要的地方政权。
而这些，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作保障，而靠打天下缴下的钱粮，没多长时间就消耗掉了，长期靠太平军开荒种地供给钱粮，也只是权宜之计。至此，洪秀全认识到，打天下要钱粮，巩固天下更要钱粮，没有足够的钱粮，政权难以巩固，军队、中央及地方政权难以行使职能，必须要向老百姓征税纳粮。
那么，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心悦诚服地交粮纳税呢？洪秀全用一条妙计赢得了老百姓的许可。
1855年春节刚过，洪秀全急召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要他们三人分赵安徽、湖广、江西等地，赶在“三月三”办庙会之前，每个地方先择两、三个有影响的庙宇，买通算卦先生，教算卦先生给人看相算命时，一定要把交粮纳税的事加进去，如在说某某要“添财加寿”时，要加上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不如实交粮纳税，不仅不能如愿以偿，反而还要“短寿失财”！再如在说某某可能会遇上灾乱时，要给人们“出谋导向”：“你是不是没有交粮纳税？要是没有就赶快交纳一下，这个不能拖欠，不然的话，很可能有灭顶之灾！”从庙会这天起凡在这些地方庙宇的算命看相的人都被告之要交粮纳税，在当时情况下，老百姓十分迷信，对这些影响大的庙宇算卦先生讲的话深信不疑，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几天时间，这三个地方的老百姓都知道要交粮纳税了。
加上太平军纷纷派人下到各地组织征粮纳税，老百姓耻就没有追究洪秀全的食言，向天朝交税一事也就默认了。
从杨秀清等给天王的奏章中，看不出“照旧交粮纳税”是一个权宜之计，临时措施。实际上，它一直实行下去。
既然“照旧交粮纳税”，就要解决一个如何给农民以利益，以动员他们进行斗争的问题。看来，他们没有考虑并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农民得不到利益，如何能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设立收租局，公然保护地主利益，强迫农民交租，规定“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
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有些附加税，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在常熟、无锡、吴江等地区都爆发过农民与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冲突，包括捣毁收租局、杀死乡官等内容。
太平天国脱离了农民群众。在“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下﹐对归顺的地主准许收租﹐但规定必须先认田登记﹐然后准领凭收租﹐而租额须受限制﹐并重新评定。但不少地方的农民在太平军的声威下﹐烧毁了“地符庄帐”﹐不愿再向地主交租﹐ 把租田当作自己的产业。
有些地主明知领凭后仍收不到租﹐还要负担纳粮﹐所以不肯登记领凭。 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
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
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这些人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对农民“敲诈逼勒，无所不至”。
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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