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的原文是什么谁可以给我发
到处找不到，只找到几小段，是别人写魏源时摘录的。
魏源（１７９４年—１８５７年）是主张富民的。在利国与利民的关系上，他强调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并且强调“保富”的重要，他在《默觚下 ·治篇十四》中说：“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 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植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弈而金帛不出户庭。”“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伐、大徙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瑾皆仰给焉”。 “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魏源的这一系列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只要老百姓富裕了，国家就有实力；反之，老百姓贫困潦倒...全部
到处找不到，只找到几小段，是别人写魏源时摘录的。
魏源（１７９４年—１８５７年）是主张富民的。在利国与利民的关系上，他强调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并且强调“保富”的重要，他在《默觚下 ·治篇十四》中说：“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
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植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弈而金帛不出户庭。”“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伐、大徙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瑾皆仰给焉”。
“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魏源的这一系列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只要老百姓富裕了，国家就有实力；反之，老百姓贫困潦倒，这个国家也就危如累卵了。在这里，魏源是把“富民”作为强国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
他这种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富民主张，形成了他发展民营经济的思想基础。 在魏源的富民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注意到了“本富”与“末富”的区别，并主张“末富”的发展。在这里，“本富”指那些从事单一粮食生产的有田之富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末富”指那些从事非农生产和经营的无田之富民，相当现在所提的民营工商业。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未的。但是，在魏源眼里，无田之富民经营形式多样、手段灵活，其效益和境遇远远要比有田之富民好，因而极力提倡“末富”，亦即主张大力发展民营工商业。魏源的这个看法，一方面源自于他对封建重赋的切肤之痛，另一方面源自于他对民间商品经济优越性和生命力的深刻认识。
魏源极力主张富民，发展民营经济，是和抑制官商，治理贪官污吏以促进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在： 第一，主张利用民间商船开展海洋运输，完成南粮北调这一大政工作。在漕运改革中，魏源与包世臣等人针对当时漕运冗员充斥，总漕、巡漕等大批漕官营私中饱，运丁、水手行贿弄假等现象，提出借助商人的力量，改漕运为海运，变官方垄断（军运）为官督商运（民运）。
“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估为运丁，因漕费为海运费。”[①]这样可以“利国、利民、利官、利商”[②] ；可以“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③]。 实行漕运改革，把河运改为海运，首先得到好处的是一批在当时被称为沙船邦的自由海商，亦即不受官方把持的民间商人。
沙船是一种平底船，吃水浅，稳性好，适于海洋运输。１８２５年，陶澍、魏源等组织的海运，雇的就是这种沙船。陶澎采纳了魏源的意见，允许沙船在载米北上的同时，捎带其他货物营利，到天津卸了米后，又可以带客货南下，而且所带客货一律免税。
这些做法，不仅使沙船主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大大促进了沙船业即民间海洋运输业的发展。 第二，实行盐政改革，改盐业官营为盐业商营。食盐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一种特殊商品，上关国计，下系民生。但是，在魏源实行盐政改革之前，淮南淮北的食盐买卖实行纲商引岸制，也就是国家把食盐销售的垄断权交给极少数纳课认引的纲商。
这些纲商为不断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遂向官府报效名目繁多的“捐派”，实际就是行贿；而贪官污吏为了保障其中饱勒索之利，允许纲商擅自提价和夹带私盐。两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垄断食盐市场。特别是大纲商，子孙世袭引岸专利，称为“业商”，他们自己不经销引盐，而是高价转租于运商，从中坐收厚利。
这样一来，既造成官盐滞销，私盐泛滥，减少了政府收入，也危害人民生活，同时使大批从事盐业营销的运商（即一般商民）无利可图而停产歇业，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开这个死结，魏源极力主张废除纲商，实行“票盐制”，不论什么人，只要照章纳税，就发给盐票，可以自由买盐卖盐。
这样一来，堵住了国家盐税的漏洞，消除了纲商的垄断经营特权，减少了转运环节，杜绝了沿途勒索，食盐成本比原来降低了一半，而消费者和一大批从事食盐贩运的盐商都得到了好处。出现了“商民歌咏”的盛况。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在其他生产经营方式上，魏源都力主私营，比如允许屯垦旗民“兼雇汉农以为之助”[④]，海运商人所用纤夫“令自雇以免勒索”[⑤]。
他还特别提倡民间股份合作办公司，并专门论及私营公司的组织形式，“公司者，数十商凑资（合股）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而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⑥]清代开采银矿，均为官营，从官吏到工役，捧的都是“铁饭碗” ，采多采少与他们利害无关，因而消极怠工。
基于此，魏源非常反对官方专营矿业，极力主张民营。他提出：“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锸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额。”[⑦]只要许民开采，必“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入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源，浩乎如江河。
”[⑧] 魏源之所以力主发展民营经济，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了民营经济对富民强国的巨大影响。但是，在魏源所处的那个重农抑商、重官轻民的时代，要发展民营经济，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为此，魏源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其一，允许并鼓励商民自办工厂。在海防名篇《海国图志·筹海篇》里，魏源指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商民自己办厂，制船造机械由自己决定，自己用或者出售由自己支配，这就从所有权、生产经营权、产品销售权等方面给了民营企业以很大的自主权。
魏源的这一主张，实际上已成为近代中国发展民营工业思想的发萌。为了帮助有志于办厂却又缺经验、少技术的商民了解掌握船械性能和制造工艺，魏源提出，官局制造的船械，除了军用之外，还可以卖给商民作模型，甚至主张中国商民直接从外国购船买炮。
为了满足商民自办工厂对机械设备的需要，魏源又提出，官局在制造军工产品的同时，还可制造民用的和民间办厂所需的龙尾车（火车）、风锯、水锯、火轮车等机械设备。 第二，在对外贸易方面，魏源认为，应该将鸦片贸易与正常的对外贸易区别开来，不能因噎废食、因禁烟而放弃正常的对外通商活动。
他在明确指出国外贸易应该由国内外私商自由进行的同时，大胆提出了由政府派军船为商船保驾护航，以确保出洋私商的对外贸易的设想。在《筹海篇·议战》中，他建议：“江浙舟师宜专护海运”，“凡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
”战舰每年可护运“暹米、吕宋米、台湾米”，内地则“护运苏、松、嘉湖米”，还可以为出洋之商“护货”。提出用国家机器（军舰）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的主张，莫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真正称得上是“彻底放开”“拚命搞活”了。
其三，每出台一个涉及到民营经济的改革方案，魏源都相应地提出一套优惠办法。如在变盐业官营为民营的改革中，为减轻民间商人的负担，提出了六条优惠办法：一、酌减盐价，以轻商本；二、酌减钱粮，以减课重；三、原包出场，以简化改捆、过秤手续；四、坝盐先运，以利商人；五、南课之盐，准在仪征出售，以利商人收回成本；六、北盐南课，应在扬州开局，以利征收。
这些办法的实行，既降低了自由运商买盐的成本，又尽量压低了盐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合理开销，使从事盐业贩运的自由商民最大限度地获利。 其四，倡导公平竞争，打破垄断体制。魏源的经济改革思想中体现了强烈的恤商观念，而这个“商”只指占绝大多数的从事合法经营、公平交易、照章纳税的一般商民，绝对不包括那些独霸垄断权的官商、转租窝根坐收厚利的纲商。
为了保护一般商民的利益，魏源反对把权力带入市场的垄断经营，提倡公平竞争。在盐政改革方案里，魏源把垄断食盐流通的纲商斥为“盐蠹”，列为首先革除的对象。可见，魏源的“恤商”是以大多数自由商民为对象，以搞活市场流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保护公平竞争、合法经营为基本内容的，充分体现他藏富于民的思想。
注释： [①] [②] [⑤]《道光丙戊海运记》 [③]《海运全案序》 [④] [⑦] [⑧]《圣武记》 [⑥]《海国图志·筹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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