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对中国三国时期感兴趣
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没太大意义，不过我想日本学者研究三国可能是因为，中日是文化同宗，而最后发展的轨迹却不同，这是为啥？追根溯源起来就是三国时期。日本近代非常厉害的大师级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理论为证 内藤湖南提出了“宋代近世说”为核心的中国历史时代划分学说和他关于“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的中日文化关系论。 内藤湖南认为：一部中国史就是东洋文化发展的历史，应以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作为对中国历史进行时代划分的标准。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大体是由内而外地不断扩大：先是黄河流域形成中原文化，然后不断向外扩展，影响及于周边地区，使那里落后的民族接受中原先进文化，这就像池中涟漪由中心一圈一...全部
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没太大意义，不过我想日本学者研究三国可能是因为，中日是文化同宗，而最后发展的轨迹却不同，这是为啥？追根溯源起来就是三国时期。日本近代非常厉害的大师级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理论为证 内藤湖南提出了“宋代近世说”为核心的中国历史时代划分学说和他关于“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的中日文化关系论。
内藤湖南认为：一部中国史就是东洋文化发展的历史，应以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作为对中国历史进行时代划分的标准。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大体是由内而外地不断扩大：先是黄河流域形成中原文化，然后不断向外扩展，影响及于周边地区，使那里落后的民族接受中原先进文化，这就像池中涟漪由中心一圈一圈地向外围、向四周扩散一样；边地民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教化后，逐渐觉醒、成长、壮大起来，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力量，又反过来作用于中原文化，就像池中涟漪遇到岸的抵挡后，由岸边向池中央反射反作用力一样。
这种反作用力使得文化发达过度、出现衰弱现象的中原文化受到年轻文化的刺激而再生活力，不断更新延续、发展壮大，老而不死。内藤湖南说，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向外作用和受到外来反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壮大的文化体系。
根据以上理论，内藤把中国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每个时期之间又存在一个过渡期： 第一期：上古。从开辟到东汉中期(……～2世纪中期)。这是中国文化独立形成、发展，并向外部扩展的时代。
（日本受到影响） 第一过渡期：东汉中期到西晋(2世纪后期～4世纪初期)。这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停止时期。（影响减弱，日本有了自己的空间） 第二期：中世。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4世纪初期～9世纪初期)。
这一时期是外部异民族觉醒，其势力侵入中国，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都反作用了） 第二过渡期：唐末到五代(9世纪中期～10世纪60年代)。这是外来势力极盛的时期。（。。。） 第三期：近世。
宋代以后到清代。这是中国固有文化复兴和进步的时代。这时期此前的贵族没落了，君主得以建立独裁政治，与此相应，中国官僚群体最后形成，开始出现平民主义倾向，文化回归到庶民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近代。内藤认为：进入近世，是中国文化的老年期，知识分子心态更趋圆熟，向往于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厌弃繁琐，特别苛求心境的宁静和生命的延续。
民族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减退，知识分子将精力投注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建树。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其基本理论如下：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
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
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渊薮。
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
（感觉最后这句是他的正题，中国史界要努力啊） 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有很大的号召力。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