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是怎样解体的,原因
国际格局的演变
第一节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一、中苏关系的破裂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逐步开始了对外政策的调整。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逐渐形成了一套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实现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目标。 这一战略目标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二十大后，赫鲁晓夫越来越寄望于和美国平起平坐，乞求美国同意“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赫鲁晓夫后来多次向美国表示，“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 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全部
国际格局的演变
第一节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一、中苏关系的破裂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逐步开始了对外政策的调整。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逐渐形成了一套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实现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目标。
这一战略目标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二十大后，赫鲁晓夫越来越寄望于和美国平起平坐，乞求美国同意“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赫鲁晓夫后来多次向美国表示，“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
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①赫鲁晓夫的论调掩盖了现代战争根源，美化了帝国主义，不能不造成国际上的思想混乱。
早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一部分兄弟党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有关国际共运的路线和观点，特别是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和片面强调“和平过渡”，就持有不同意见。
但苏联把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政策当作金科玉律，强迫各兄弟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向苏共领导人反复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只是分歧没有公开。
这时的赫鲁晓夫已感受到中国力量的壮大正严重威胁着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一家之主”的地位，从而加剧了其固有的“恐华症”。
1955年9月，赫鲁晓夫居心叵测地请求西德总理阿登纳帮助他“对付赤色中国”。1958年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更热衷于谋求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事务，并把中国视为最大障碍。
于是，他接连向中国施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压力，力图控制中国；控制不成，就把分歧公开化，并挑起种种事端。
1958年，苏联要求在中国“共同建设”和使用一所长波电台并与中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企图控制中国海军，中国予以拒绝。
1959年6月，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夕，片面撕毁中苏双方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又不顾中国方面的多次意见，由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公然袒护印度扩张主义，把中苏分歧公布于众。
9月15—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举行戴维营会谈。艾森豪威尔希望赫鲁晓夫压制中国放弃解放台湾、发展独立核力量的立场。访美结束后，赫鲁晓夫飞往北京，他为美国充当说客，说什么不要有意地试探资本主义的势力，劝中国作出“临时性”的让步和牺牲，不要解放台湾。
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驳斥和断然拒绝。
以后苏共领导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攻击。在1960年6月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搞突然袭击和围攻。苏共领导还把两党之间的理论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上。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企图施加经济压力使中国屈服。
从1960年夏天开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寻衅滋事。
中国政府屡次主动建议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联政府拒不承认存在中苏边界问题，拒绝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直到1964年2月才勉强同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在谈判中无视中国方面公正合理的态度和建议，坚持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拒不承认是沙俄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还想占有他们违约多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从而导致中苏边界谈判于1964年8月中断。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会上指名攻击有不同意见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鉴于赫鲁晓夫的蛮横态度，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率团提前回国，两党关系开始全面恶化。
1961年中国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苏联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在抗美援朝时苏联支援中国军事物资的贷款。
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引诱和胁迫6万余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在中国政府再三抗议和交涉后，仍然顽固地拒绝遣返。同年10月，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又公开偏袒印度，迅速增加对印度的经济、军事援助。
苏联采取的所有这些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苏联完全背弃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从1963年3月开始，以中苏两党为中心，展开了公开大论战。
1964年4月，苏联《真理报》第一次称中共为“叛徒”。
9月，苏共的一份宣传提纲把中国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并准备在组织上公开同中国决裂。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走这一步，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同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赫鲁晓夫离职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越途经北京期间，以“援越”的名义，要求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和基地，但遭到中国方面理所当然的拒绝；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召开了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召开的分裂会议，导致中苏两党彻底决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终于正式地完全分裂。1966年10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中国全体留学生离苏回国。
1966年，大批苏军进驻中蒙边界，对中国北疆造成严重威胁。1969年3月2—15日，苏联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地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苏联的上述作法，都是企图压制中国服从于苏美争霸全球与共同主宰世界的需要，因为在苏联看来，实现其目标的最大“内部”障碍乃是中国，这是它难以容忍的。
二、社会主义阵营分歧的加深与走向解体
苏中两党两国分歧的日益扩大，反映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还在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中步步加深，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正是这一过程的逻辑结果。
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一系列事件，曾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有必要协调共同的策略，消除分歧，为此而在1957年11月举行了有64个党参加的代表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
当时，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从大局出发，一方面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对苏共只提和平过渡，不提非和平过渡，并把和平过渡仅仅归结为议会道路提出了批评和自己的修正案；另一方面，为了照顾苏共领导的困难而作了妥协，最后与苏共代表团共同拟定了《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交会议通过。
南共联盟中央不同意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等提法，而未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
由于《莫斯科宣言》本身不过是各种观点妥协的产物，莫斯科会议后不久，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间表面团结的关系很快就被新的分歧所打破。
赫鲁晓夫为了维持苏联“老子党”的特殊地位和压服社会主义国家跟在苏联对外战略后面亦步亦趋，日益采取指名攻击、经济制裁等各种手段。除对中国的高压外，还在1961年对持不同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打击报复，撤回全部在阿技术人员，停止对阿经济援助，并在同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号召推翻阿党领导人霍查和谢胡。
及至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变本加厉。此时的苏联领导人自恃其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加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又一超级大国。其达于顶点的恶劣做法则是于1968年8月以“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为名，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苏联公然武装侵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第二节 西方阵营的分化
一、西欧、日本与美国矛盾的发展
从50年代中期起，西欧、日本经济已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并且走向“起飞”。
尤其是1958年1月1日西欧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把西欧经济联成一体，提高了与美国抗争的能力。美国学者德波特指出，“到了50年代后期，当欧洲（以及日本的）生产和贸易有了出人意料的发展时，所谓的经常性美元短缺已变为美元过剩。
”①经济力量的增强，促使西欧各国尤其是几个西欧大国和日本，有可能采取更为活跃的外交姿态，向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美苏“两极”格局挑战。西欧则为争取“欧洲人的欧洲”而同美国进行斗争。
首先是美国在西欧的两大盟国——英国和法国当中开始出现了离心倾向。
直接的触发因素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深感在关键时刻不仅无法寄望于美国的保护，甚至会被自己的盟友“落井下石”。此后，两国都积极发展独立的核武器，以摆脱美国的控制。美国则竭力限制两国发展核力量，要求两国拨款提高常规部队的作战能力，从而导致了矛盾的加剧。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走向缓和。西方内部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强。随着自身的经济走向繁荣和对苏联恐惧的减弱，西欧国家甚至包括西德在内都分别制定、提出和执行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
东西方关系的和缓势头和西欧要求独立发展的倾向，相互促进，是这一时期西欧舞台上的重要特点。法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是西欧因形势演变而调整对外关系、并相应调整对外政策的信号。
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成为长期维持与美国“特殊关系”的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而日本争取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则是要求发展其自主独立倾向的明确表述。
二、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政策
最早起来向美国领导地位挑战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上台，随即于同年10月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9年1月戴就任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是一位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他强烈主张欧洲应是欧洲人的欧洲，主张欧洲联合起来，摆脱美国人的控制。
60年代在法国获得很大发展的科技革命，特别是其中电子计算机、原子、火箭技术的广泛运用，更加强了法国的独立倾向。
1958年9月，戴高乐在致美英政府首脑的备忘录中，提出在北约组织中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大国组成的理事会，掌握世界政治和战略问题的决策权。
美国不愿让法国来分享领导权，英国也不想让法国来冲淡英美的特殊关系，它们拒绝了戴高乐的建议。
于是，戴高乐政府在1959年3月6日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7月，又把美国驻法国的战斗轰炸机赶了出去。
与此同时，法国加紧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并于1960年2月13日首次试爆成功，戴高乐的态度更加强硬。1963年1月，他断然拒绝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法国放弃独立核力量，由美国提供北极星导弹，但只允许美国人的手指扣动核扳机。
1966年3月，戴高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法国正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10月北约理事会被赶出法国。翌年3月，一切外国驻法部队均被赶出法国。这些措施，都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严重挑战。
与此同时，戴高乐也在对其他国家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独立自主的政策。
为了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并促使联邦德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戴高乐毅然抛弃法德宿怨，与阿登纳共同努力，实现了其有历史意义的法德和解。1963年1月22日，双方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戴高乐把这个条约看作是抗衡美苏，制约美国的有力武器。
1964年1月，又冲破美国设置的反华阵线，与中国建交。总之，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与美国相抗衡，促使法美矛盾尖锐化，这是西方阵营分化的重要标志。
三、西德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新东方政策是在60年代初，国际形势、东西方关系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1962年11月，古巴导弹危机后，东西方关系向缓和方向演变，当时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鉴于苏美妥协，企图主宰世界，感到他们已不可能指望美国去打破德国问题的僵局。而随着德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苏联、东欧的广阔市场是很具吸引力的，继续推行阿登纳时期完全倒向美国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于德国自身的发展。
于是他响应法国戴高乐的号召，加强德法合作。1963年1月，两国签订《法德合作条约》。条约规定两国首脑和有关部长分别定期举行会晤，以求协调政策，并在外交、经济、防务、教育和青年等方面加强联系和合作。
但这时西德仍强调“必须同美国保持团结”。1966年1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康尔特·基辛格继阿登纳和艾哈德之后出任总理，组成了包括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为外长的联合政府，开始调整对外政策。1967年1月，西德同罗马尼亚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哈尔斯坦主义即将结束，这也是后来宣布的新东方政策的先导。
1969年9月，勃兰特上台任总理后，正式宣布实行“新东方政策”，以完全取代以哈尔斯坦主义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由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从俾斯麦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一个相应的东方政策，为了加以区分，人们习惯地把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称为“新东方政策”。
勃兰特解释说，“我们的东方政策实际上有三重目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显然，其中最主要的是改善德国两部分的关系。要通过接近来实现东德的转变。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而改善同苏联的关系的必要前提，是联邦德国保证战后欧洲边界的不可侵犯，以满足苏联巩固战后欧洲现状的要求。1970年8月和12月，联邦德国政府分别同苏联和波兰签订了德苏《莫斯科条约》和德波《华沙条约》，保证了战后欧洲边界的不可侵犯，承认民主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
改变了前此历届政府所不承认的立场。
1972年12月21日，两个德国签订了“基础条约”。这是自1949年德国分为两个国家以来，两个德国之间签署的第一个国家关系条约，从而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一年以后，西德又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条约表明，6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也在突破美国对西欧的战略限制，而独立自主地向苏联、东欧推行缓和对话政策。这是西欧实力增强，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必然结果。
四、英国加入共同市场
作为美国在西欧的主要盟国英国，曾长期坚持三环外交，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英国为了同它相抗衡，联合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等国于1960年5月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①。
但不久即改弦更张，开始逐步放弃英美特殊关系，主动向西欧国家靠拢，积极要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变化的原因在于：英国的经济状态和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到1967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已由第二位降为第五位，先后被西德、日本和法国赶上。
英国同英联邦国家的经济纽带松弛了，同西欧6国的经济关系却日益密切。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对英国来说，“英美特殊关系”也渐渐失去了作用。英国担心再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它在欧洲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必将继续下降，最终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力，也难以保其安全与独立。
因此，英国决定转向共同市场。
1961年、1967年英国两次申请加入共同市场，均因不愿完全放弃“英美特殊关系”，被戴高乐否决。1970年初，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希思开始推行以西欧为重点的外交政策，以建立“欧洲人的欧洲”。
同年11月戴高乐逝世。这一年，英国提出第三次申请，终于进入谈判阶段，并于1971年6月与西欧“共同市场”6国就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各项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协议。英国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答应最终同意放弃英美特殊关系和取消英联邦“帝国特惠制”，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放弃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承担较重的财政缴款，共同体方面则给予适当照顾。
1973年1月1日，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这对英国外交政策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调整，并增强了共同体同美苏打交道的能力。
五、日本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
旧金山单独媾和后，日本统治集团制定的国策是：经济上争取最大限度的美援，军事上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外交上采取“向美一边倒”，把国家的首要目标放在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上。
①日本1955年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1950年至1970年间，日本工业生产以年均增长14%的高速度发展，到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419亿美元，超过了英、法和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第二位。
这一年日本还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自60年代起，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垄断资本谋求扩大商品和投资市场，要求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日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斗争逐渐激化起来。
日美贸易斗争以1965年为分界，这一年日本对美贸易从入超转为出超。
以后日本的顺差数额直线上升，这就导致了日美贸易摩擦的连续发生。1968年，日对美贸易顺差突破10亿美元，引起了1968年至1972年的第一次日美贸易摩擦。经过长期谈判，日本于1972年限制了纺织品和钢铁出口，并减少了对美国的限额进口商品的项目，才使第一次日美贸易摩擦平息下来。
但是，往后日美经济发展不平衡更形加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美经济、政治摩擦的进一步加剧。到了70年代，日本已一再强调要发挥其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作用。
美日两国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早已显露端倪。
1956年10月日方不顾美国阻挠，与苏联签署联合宣言，规定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1957年2月，双方互派了大使。1961年池田首相同肯尼迪会谈时，把日美关系说成“平等伙伴关系”。日本内阁还表示“要抛弃把日本看成好像是美国附庸的可耻想法”。
美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突出的表现是修改1951年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的问题。日本人民一直强烈反对这个条约。日本统治集团在50年代后半期也开始普遍对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表示不满。他们利用日本人民的反美运动，对美国施加压力，使美国最终不得不于1960年1月同日本共同签署了《日美共同合作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以代替1951年的旧约。
新条约确认美国有权继续在日本驻军和保持军事基地，但限定双方必须就此进行协商，并删去了旧约中美国可以镇压日本国内“暴动和骚乱”的条款；此外，规定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受到武装进攻，双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危险。
新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在依附于美国的前提下，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1969年11月日美两国同意自动延长新日美安全条约并签订美国归还冲绳行政权的协定。
1972年5月，美国把冲绳行政权正式移交日本，但保留驻军权。至此，日美领土争执最终解决。
综上所述，到60年代后半期，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已逐步分化，这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