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礼的来历是什么
中国古代的军礼
军 礼
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军礼同邦国”，这是讲对于那些桀傲不驯的诸侯要用军礼使其服从和同。《周礼》所说的军礼包括以下内容：
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大师之礼”，指军队的征伐行动；“大均之礼”，指均土地，征赋税；“大田之礼”，指定期狩猎；“大役之礼”，指营造、修建等土木工程；“大封之礼”，指勘定封疆，树立界标。后代礼书又有将射礼、軷祭道路、日月有食伐鼓相救等作为军礼内容的，这里只介绍征战、校阅、田猎、马政等几项。
一、征战之礼
1。出师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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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军礼
军 礼
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军礼同邦国”，这是讲对于那些桀傲不驯的诸侯要用军礼使其服从和同。《周礼》所说的军礼包括以下内容：
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大师之礼”，指军队的征伐行动；“大均之礼”，指均土地，征赋税；“大田之礼”，指定期狩猎；“大役之礼”，指营造、修建等土木工程；“大封之礼”，指勘定封疆，树立界标。后代礼书又有将射礼、軷祭道路、日月有食伐鼓相救等作为军礼内容的，这里只介绍征战、校阅、田猎、马政等几项。
一、征战之礼
1。出师祭祀
军队出征，有天子亲征与命将出征之不同，二者礼数规格也有不同。军队出征前有许多祭祀活动，主要是祭天、祭地、告庙和祭军神。
出征前祭天叫类祭，在郊外以柴燔燎牲、币等，把即将征伐之事报告上帝，表示恭行天罚，以上帝的名义去惩罚敌人。
古代干支纪日有刚日、柔日之分，甲、丙、戊、庚、壬为刚日，刚日属阳，外事须用刚日。类祭即在刚日举行，但具体的日子则要通过占卜择定。
出征前祭地叫宜社。社是土地神。征伐敌人是为了保卫国土，所以叫“宜”。
后代多将祭社（狭义指本国的土地神）、祭地（地是与天相对而言的大地之神）、祭山川湖海同时举行。祭社仍以在坎中瘗埋玉币牲犊为礼。
出征前告庙叫造祢。造就是告祭的意思，祢本是考庙，但后代都告祭于太庙，并不限于父庙。
告庙有受命于祖的象征意义。
祭军神、军旗称为“祃（mà）祭”。军神，一说是轩辕黄帝，一说是蚩尤。
祭祀时要杀牲，以牲血涂军旗、战鼓，叫做衅旗鼓。军中大旗叫“牙旗”，古有“牙旗者将军之精，一军之形候”的说法。
(18)祃祭后代也称为“祃牙”，就是祭牙旗。东汉以后，出征前常有“建牙”仪式，把大旗树起来，然后“祃牙”。不少著名的文人，如陈子昂、柳宗元等写过《祭牙文》、《祃牙文》。
唐宋后，礼书说天子有六军，实行六纛之制。
即一军有一旗。于是，祃祭既要祭牙旗，也要祭六纛，建坛位，张帷幄，设旗、纛神位，掘坎埋瘗，礼仪也更趋复杂。
祃祭本来已含有“祠五兵”的意义，但后来兵器的种类不断发展，兵器和主管神的祭祀也逐渐增加。
明代专门修建了旗纛庙，庙中祭祀的神有旗头大将、六纛大神、五方旗之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五猖神等。不过，这已不是征伐出师之前的祭祀，而是常设之祠。清代皇帝亲征，要在堂子内祭旗，建御营黄龙大旗，其后分列八旗大纛及火器营大纛各八面。
皇帝戎装佩刀，乘马出宫，率从征将士三
跪九叩行礼。
出征必经道路，因此要祭道路之神，即“軷祭”。上古山行曰軷，驾车出门有“犯軷”之祭。軷祭在道路上封一小土堆，以树枝草木为神主，驭者一手执辔，一手以酒浇洒车两轮轴端（古人称“轵”，Zhǐ；或称“轊”，huì），再浇车厢前的挡板，然后将酒饮尽。
祭毕，驾车从封土上辗轹而过，表示从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无前。(19)后代皇帝亲征，軷祭在国门之外举行，刳羊并设??于神座前，为坎瘗埋祭物。唐《开元礼》以后的礼书中不再见到
有軷祭的记载。
2。
誓师
祭祀礼毕，出征的军队有誓师典礼，一般是将出征的目的与意义告知将士，揭露敌人的罪恶，强调纪律与作风，也就是一次战前动员和教育。《尚书》所载《甘誓》、《汤誓》、《牧誓》等，《周书》所载《潼关誓》都是上古著名的誓师之辞。
如果是命将出征，天子要在太庙召见大将军及全军将校，授之以节钺（后代常授刀剑）。君王拿着斧钺的端首，把柄交给大将，表示将节制军队的全权授予他。
清初誓师与祭天谒堂子同时举行。努尔哈赤天命三年（1618 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正式对明宣战，谒庙誓师宣布“七大恨”，把明王朝杀其父祖，拘杀使者，褊袒并帮助叶赫氏等七条“罪状”，作为告天并动员将士的内容。
皇太极崇德时遣将出征明朝，皇帝亲自送至城外，询问出征的王公、贝勒、贝子等：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七大恨”？大家齐声回答：没有忘记！于是，鸣炮三声，大军出发。
3。军中刑赏
军队在外行军作战，刑赏尤须严明。
《尚书?甘誓》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丛子》(20)也说：“其用命者则加爵受赐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则加刑罚戮于社。”所谓“赏于祖”，因为天子率军出征时要将祖庙的木主载于车中，随军一起行动，所以奖赏有功将士就在祖先神主之前颁赐。
所谓“戮于社”，也是指在社神的木主前对有罪之人加以刑戮。《孔丛子?问军礼》中子高向信陵君解释这么做的理由，说：“赏功于祖，告分
之均，示不敢专也。戮罪于社，告中于土，示听之当也。”这是说为了表示刑赏都公正无偏，鬼神可鉴。
刑赏的依据是军法，《司马法》(21)规定，军队进入敌国后，“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不破坏土建工程）；无燔墙屋；无伐树木；无取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无敌对行为者，不得随意捕捉）；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军纪规定非常严明。后代也大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明代以“行军号令”规定军中刑赏例则，内容有：交锋之际，能突破敌阵，斩将搴旗者；本队战胜敌人后主动援助友军者；受命后能
出奇克敌制胜者，皆为“奇功”。
能奋勇前进，首先败敌者；有前队军士未能决胜，后队向前杀败敌军者；皆为“头功”。对阵之时不尽力杀敌，而抢掠人畜财物者；抛弃、盗卖兵器或盗人衣粮诸物、盗杀马驴者；队伍已定后，马军进入步队或步队进入马军者；行军、驻扎时擅离队伍，杂入别营、别队者；宿营夜间有喧哗、失火者，皆为“重罪”。
临敌畏避退后及妄谈灾异、妖言；泄露军机者，皆斩首。临阵时，有内官持象牙牌随军，看到有勇敢当先、杀敌有功之人即给予牙牌，作为战后升赏的凭证。
军中刑赏都重视及时见效，“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这是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刑赏及时，使人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才能克服消极因素，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凯旋
军队获胜而归，谓之“凯旋”，其时高奏凯乐，高唱凯歌。天子亲征凯旋，大臣皆出城迎接，有时远至数十里之外。如果是命将出征凯旋，有时皇帝也会亲率百官出城至郊外迎接，以示慰劳；有时则派遣大臣出城迎接。
这都称为“郊劳”。
军队凯旋后要在太庙、太社告奠天地祖先，并有献捷献俘之礼，即报告胜利，献上卤获的战利品。在两周一些铜器铭文中常记有战争胜利后献捷献俘之事，象《小盂鼎》铭文说，盂征伐■方，执兽（首领）四人，获?（馘）近五千，俘虏一万三千余人，及车、马、牛、羊，数以百计。
馘，即作战时将杀死的敌人的左耳割下，献捷时作为计功邀赏的凭证。所以，这个字在金文里，以耳为偏旁。“献馘于王”（见《虢季子白盘》和《诗?鲁颂?泮水》），正是献捷之礼。《小盂鼎》铭文还记载，盂将捉获的敌人首领献于周王后，
周王下令审讯敌酋，然后将他们处死。
在其他铜器铭文里还提到一些别的战利品，如矛、戈、弓、?、矢、甲胄等（见《■■》等）。
献捷献俘之礼，历代大致沿用，只细节各有不同。宋代，大军凯旋后遣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岳渎、山川、宫观及在京十里以内神祠，以酒脯行一献之礼。
献俘仪式将被俘敌酋以白练捆缚带往太庙、太社作象征性的告礼，然后在宣德门行献俘礼。皇帝在门楼前楹当中设帐幄座位，文武百官及献俘将校在楼下左右班立，楼前稍南设献俘之位。百官到齐后，侍臣将班齐牌用红丝绳袋提升上楼，报知皇帝。
皇帝就座，百官三呼万岁行礼。侍臣宣布“引献俘”，将校把被俘者带到献俘位。侍臣当众宣读战胜敌军的“露布”（捷报）。刑部尚书奏告，将某处所俘执献，请交付所司处置。这时，如果皇帝下令处以极刑，就由大理卿带往法场；如果皇帝下令开释，侍臣便传旨先释缚，随即宣布释放。
被俘者三呼万岁，再拜谢恩。文武百官也都再拜?|笏（把笏版插在腰带上）舞蹈，三呼万岁。明、清两代与宋制相似，献俘仪式在午门楼举行。
“露布”制度，始于后魏。东汉时，本来把官文书不加缄封者称为“露布”。
后魏以“露布”发表战胜消息。每当攻战克捷，欲使天下遍知，便以漆竿上张缣帛，写上捷报。这种办法后来被广泛采用，露布就成为“布于四海，露之耳目”的“献捷之书”。隋代文帝起，有宣露布之仪。当时在广阳门外集中百官及四方客使，宣读露布。
宣读毕，百官舞蹈再拜行礼。
诸侯战胜敌方，向天子或大国报告胜利消息，也称为献捷。后代，将帅统领军队在前方作战获胜，虽然不曾还师回都，遣人向朝廷报告胜利，也称为献捷。捷报一般在早朝时当廷宣读，叫做“宣捷”。
明代，前方有大捷，朝廷宣捷后要遣官告祭郊庙，中捷以下则不举行告祭庆贺之礼。
战争结束，如果敌方投降，则有受降之仪。宋代起，国家礼典中都有受降仪式。宋代受降仪与献俘大致相同，也在宣德门举行，降王率降众穿戴本国衣冠俯伏而拜，口称万岁。
皇帝下旨赦罪，赐给冠服袍带，降王等拜受，更换所赐冠服袍带后，再拜称万岁。清代受降仪，降王对皇帝行三跪九拜礼，皇帝赐筵宴。大将军在前方受降，须报请皇帝批准，再露布中外周知。受降之日，于军营外筑坛，坛旁建“奉诏纳降”大旗。
降者立于旗下，鼓吹鸣炮后，大将军登坛就座，降者匍伏膝行至坛下，俯首乞命。大将军宣皇上旨意，予以赦免，并酌量给予赍赏。降者叩头谢恩而退。
5。饮至与论功行赏
战争胜利结束，天子要宴享功臣，论功行赏。
上古把这种“享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的礼仪称为“饮至”。《小盂鼎》铭文中多次提到庆功用酒，郭沫若已指出，这就是“归而饮至”之礼。周王又赏赐盂以弓矢、干戈、甲胄等。后代“饮至”享宴不再行于宗庙，改在正殿或宫苑举行。
论功行赏之礼最为隆重者，莫过于历代定封开国功臣。周武王灭商后，封侯建国，以藩屏天子，是众所周知的。当时，赏赐给各国诸侯的，不仅有彝器、兵器、仪仗、车辆、宝玉、缣帛，还有大量的商族奴隶。汉高祖分封功臣，建立了许多异姓诸侯王国，但实际上没有多久，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功臣被杀戮，封国被废除。
明代论功行赏仪式在奉天殿举行。受赏将士官员于午门外班列整齐，内官引导至丹墀下序立，文武百官皆侍立。皇帝就座，众官行四拜礼，承制官宣读皇帝的制命，众官俯伏而拜，然后颁赏。受赏官依次到礼案前跪受诰命，由吏部官代授；接受礼物，由礼部官代授。
受赏官左侧又跪有二侍者，接受的诰命和礼物分别交给侍者，受赏官再俯伏行礼而退。封赏礼毕，众官鞠躬而拜，三舞蹈，跪而三呼万岁。诰命和礼物，由仪仗、鼓乐相随，送到受赏官员的府第。
6。师不功
军队打了败仗，称为“师不功”，或称为“军有忧”。
军队回国则以丧礼迎接。国君身穿丧服，头戴丧冠，失声痛哭，并且吊死问伤，慰劳将士。
三、田猎之礼
上古田猎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并与祭祀有关。殷商甲骨文中有大量的田猎记录，所获猎物有麋、鹿、兔、兕、狐等。
殷商已是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田猎不再是以糊口果腹为目的的生产手段，周代更是如此。
田猎的作用，依文献所说有下列各项：一是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的糟蹋。二是供给宗庙祭祀。三是为了驱驰车马，弯弓骑射，兴师动众，进行军事训练。
最后，田猎所获山珍野味也用于宴飨宾客及“充君之庖”。
礼书说，周代的制度为四时田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田猎有一定的礼规，不按礼法狩猎是暴殄天物。礼法规定，田猎不捕幼兽，不采鸟卵，不杀有孕之兽，不伤未长成的小兽，不破坏鸟巢。
另外，围猎捕杀要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这些礼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不可能真正严格实行。
史籍记载历代君王田猎之事甚多，大都是以田猎作为游嬉玩乐的方式，因而荒废政务，伤害百姓的也不在少数。
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扬雄写《羽猎赋》等都是为了谏讽皇帝勿沉溺于狩猎，后代类似的作品也不少。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 年）在榆林地区狩猎，突厥及西域、东胡等地酋长皆来朝贡。炀帝为了炫耀军事力量，冬狩规模极为宏大。
金、元时，由于民族习俗的缘故，田猎之风更盛，国家设“打捕鹰坊”，专司田猎；有专职猎户不事稼穑。自皇帝至王公贵族手下皆有“昔宝赤”，即“鹰人”，田猎时纵鹰隼捕击捕捉飞禽走兽；打围则数万骑出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及对百姓的骚扰极大。
清代，从康熙中期起有“木兰秋狝”之典礼。木兰在承德以北，今称围场县，原意满语为吹哨引鹿之处。吹哨即仿鹿鸣之声。木兰行猎，内蒙古49旗藩王、外蒙古喀尔喀四部以及青海、蒙古、新疆、东西布鲁特、安集延等各部皆不远万里赶来参加，“朝谒踵集，唯恐后时”。
（《清史稿?礼志九》）因此，木兰行猎实则又有政治上笼络各族、融洽关系的意义。当时田猎有行围与合围两种，行围是围而不合，合围是四面包围。皇帝在围中建观望之地“看城”，兵士将野兽向“看城”附近驱赶。
包围圈合拢后，皇帝入围，周览形势，并指挥射猎突围之兽。遇猛兽则由虎枪营官兵开枪击毙。如果围内野兽较多，则围开一面，使一部分逃逸，亦禁止围外之人追逐射杀。“哨鹿”打猎，由扈从10 余人随皇帝至山林哨鹿所，一名侍卫举鹿头作雄鹿呦呦鸣叫之声，引招牝鹿闻声而至，弯弓发矢，将鹿射毙，当即取鹿血而饮。
四、马 政
“马政”一语，出自《周礼?夏官?校人》“掌王马之政”。养马、用马，关乎军国大事，被称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26)历代都作为军礼的重要内容，十分重视。
《周礼》涉及马政的条文甚多，有养马、牧地、交配、执驹、医疗、祭祀等一套完整的制度。祭祀为每年四祭。春祭马祖，据说马祖是天驷星，即房星。郑玄注引《孝经说》(27)称房星为“龙马”。夏祭先牧，先牧是养马始祖。
秋祭马社，马社可能是马厩之神，一说是最初教人乘驾者。《世本》说：“相土作乘马”，那么，商人的始祖相土就是“马社”。冬祭马步，据说马步是给马造成灾害之神，祭祀可以使马免受灾祸，多多蕃息。
秦、汉时由太仆掌舆马之事。
《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之下有皇家厩、苑为养马之所，长安内外有大厩、未央、家马、路軨、骑马、骏马六厩，皆有令丞负责管理，其中家马厩的马匹主要供皇帝私用。还有龙马、闲驹、橐泉、騊駼、承华五个养马监，每监都有马万匹。
在西北边境地区有6 个牧师苑，下分设36 所，养马30 万匹。太仆属下还有“牧橐”、“昆蹄”两厩，牧橐是喂养骆驼（当时称“橐驼”）的地方，“昆蹄”是喂好马的地方。国家设置庞大的机构，养如此众多的马匹，与汉初马匹奇缺有关。
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匮乏，西汉初年马匹极为珍贵，一马价值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连天子的车乘都找不到4 匹相同毛色的马来拉，将相要乘牛车，马匹稀少可想而知。
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已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作客去参加聚会都必须乘公马而不敢乘母马，否则会受到耻笑。见《史记?平准书》）。国家养马太多，花费大量粟谷饲料，又造成新的问题。
后汉时，国家养马规模大大缩减。
养马业的发展推动了相马术和养马理论的发展。早在西周时就有造父相马的故事。春秋时，又有伯乐、九方皋、徐无鬼等著名的相马专门家。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发现的《相马经》残文即长达5200 字，据研究是战国时期楚人的著作。
它的内容虽然不一定都很科学，但毕竟已是相当全面系统的理论著述了。西汉时又有以铸造铜马作为良马法式，普及相马知识的。汉武帝时，从西域获得大宛的汗血马、乌孙的天马。后汉初，名将马援曾师从名家学习相马之法，他总结诸家理论，并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审订各家之说，发展并总
结了相马理论。
他铸造了一匹铜马，作为“名马法式”，供相马者借鉴。他还著有《铜马相法》，以简单明了的文字归纳了相马方法。在考古发掘中，东汉墓中时有铜马出土。最著名的是1969 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鸟”铜像。
这些铜马制作考究，体躯强健，造型俊美，大都符合《相马经》各项标准，很可能与“名马法式”的倡导有关，成为一时之风气。魏晋南北朝之马政大致沿袭汉代体制。隋初太仆寺下设骅骝、乘黄、龙
厩等署，负责皇家用马，陇右牧总监下有24 个军马牧及骅骝牧等。
隋炀帝改骅骝署入尚乘局，下设飞黄、騊駼、天苑等6 闲，每闲又分左右2 闲，共计12 闲。闲即厩。隋代“马祭”礼仪，仲春用少牢祭马祖于大泽，祭毕在燎坛积柴燔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皆选刚日在大泽举行，用少牢，但不用燔燎而用瘗埋方式。
唐代沿用隋陇右监牧及左右6 闲之制，贞观时，太仆张万岁职掌群牧，至麟德时养马至70 余万匹。安史之乱时，唐肃宗李亨逃到彭原（今甘肃庆阳、镇原一带），后在平凉一带搜集了监牧马匹数万匹，重振官军。
其后，陇右苑牧畜马悉数为吐蕃劫掠。宪宗后虽稍有恢复，但已远不及旧日。唐代马祭与隋略同，而牺牲用一羊，二笾豆，一?簋，由皇帝遣官行祭。
宋初先后由左右飞龙院等负责马政。真宗咸平三年（1000 年）设群牧使司管理皇家、军国马匹。
南宋在江南重设牧监，但因水土不适马匹繁育，故孳生甚少。国家所需战马，仍仰仗川、陕、广南三个边疆地区。宋代马祭一如前代，南渡后或不设坛?枚谡亚焖律栉患漓搿Ａ伞⒔稹⒃袼捉陨破锷湫笱冶儆辛衫哪脸。
砥ナ可蹙蕖Ｔ恋乇椴既Ｄ凉俾砣烁缸酉喑校韵闹炼娴刂耍兄鹚荩庞文辽睢Ｃ磕昃拧⑹率保晒俑氖樱⒃觳嵘媳āＣ鞔始矣寐碛捎砑喙芾恚寐碛泄⒚裱帧Ｃ鞔碚旆ㄋ淙灰膊簧伲鞅咨跎睿楦岬兹允欠饨ü倭耪蔚母芩隆?
明初金陵建有马祖先牧太仆庙，为四坛，于春秋二仲月十五日祭马祖、先牧、马步、马社，皇帝遣官行三献之礼。
永乐后，在北京建有马神庙；弘治时又在通州建马神庙。
清代马祭，皇帝每年春、秋季月在堂子内圜殿中为自己所骑乘之马祈祷求保佑。焚香，奏乐，献酒。祷毕，取䌷条在香炉上薰祷，然后交给牵马的牧长拴在马尾上。
祭马神之室内神位前，朝夕设祭，取缚马鬃、马尾红䌷条70 对，在香碟上薰祷，以后转交给养马各厂、院。
夕祭时又有“祭背镫（马鞍、马镫）”之礼，在香碟上薰祷青䌷条30 对，以后分授于下。翌日，又为牧群孳生繁息而再次举行朝、夕之祭，礼仪大体相同。
（《清史稿?礼志四》）
清代的马政分别由上驷院、太仆寺掌管，另有部分马匹分给蒙古各部落放牧。满汉八旗各营及各省驿递塘站用马，按月给银，各就其处分而饲养。
。收起
